通俗長篇小說這種東西，本來差不多處在傳統文學鄙視鏈的最底層。

《漢書·藝文志》裡，歸納漢朝皇家圖書館所藏的著作，把儒家經典之外的諸子著作，分為十大門派。又說，十大門派裡，值得看看的，也就是九個，“小說家”被單獨拎出來，認為不入流。

當然這裡的小說，指的是像諸子的著作又比較淺薄，像歷史書又不大靠譜的著作，和後世所謂的小說，還大不相同。

但就是這個不入流的“小說”，還是要高於唐朝人創作的“傳奇”。唐傳奇是有意識虛構故事的，後來的讀書人當然也挺喜歡看，但往往不好意思承認。明朝的胡應麟，是難得願意對小說發表點議論的，可是提到《柳毅傳》這樣的傳奇，他說“文士亟當唾去”，也就是“呸”一聲，趕緊的。

那類似《三國》《水滸》這樣的書呢？胡應麟說“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雜劇傳奇下”，這是呸都懶得呸了。

當然，晚明是個愛胡折騰的時代。文人裡不尊重傳統，喜歡抬槓的人物，還是很多的。比如王世貞說，《史記》《莊子》《水滸傳》《西廂記》是四大奇書，而金聖嘆說，《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是六大才子書。

這兩份書單，有個共同特點，就是混搭。把低俗的小說、戲劇，和公認的文學佳作擺在一起，但主要目的，並不是想提升它們的地位，倒是展示開書單者廣採博收，不拘一格的品味。

但馮夢龍這種書商的想法，就很不同。能不能在文學殿堂裡搶個牌位不是重點，賣得好才是關鍵。就好像今天的書店裡，你要是把唐家三少，天蠶土豆風格的書擺在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爾赫斯之間，會導致追小白文的，直接不往這個書架看，也就被埋沒了。

所以還是要把暢銷書擺在一起，於是有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是四大奇書的說法，再後來另一個精通生意經的文人李漁出來點贊：“還是馮老師分類清楚，說得對。”

於是四大奇書是哪四部書，也就大致定了。

清代比明代的變化，就是有更多文化人願意寫小說，所以才會有《儒林外史》《綠野仙蹤》這些普羅大眾並不會愛看的小說出現。這些書得到的評價不錯，但捧得很高，那也是少數個性文人的詭談，不會有多少人認真覺得能和兩漢文章、盛唐歌詩相提並論。

這些大長篇真的翻身，還要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那篇有名的《文學革命論》，有一段意見是現在中文系學生都必須記誦的：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本來就是身輕體柔易推倒的氣質，在社會革命的大潮面前，自然只有靠邊。而按照這個標準，要在古代文學中找建設資源，白話小說當然也就鹹魚翻身了。胡適開列“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把《三俠五義》《九命奇冤》都列進來。搞得梁啟超不服吐槽：“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在這些作品的映襯之下，說《三國》《紅樓》有些高大上的氣質，才彷彿好像似乎不是全然無厘頭了。

明代的四大奇書，加上清代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六部書，在古代通俗長篇小說中文學成就最高，這大約是很少爭議的。

“四大名著”這個說法流行起來，要晚到20世紀八十年代。不過我倒是覺得，現在這個組合，也算實至名歸。

四大名著，既然曰“大”，前提條件必須是大部頭，這個組合和長篇小說之外的文學無關。

而所謂“名”，是說影響大、讀者多。《金瓶梅》寫得雖好，但太過赤裸裸，即使不被禁，傳播還是會受侷限。要知道人民群眾除了對色情、暴力有興趣，也有對色情、暴力的羞恥心，所以最愛的是半遮半掩，“巧於不露”，這也就是日本AV的影響力，終究不如韓劇的原因。而《儒林外史》關注的是文人，諷刺的是文人，它的很多俏皮、驚警、幽默，只戳文人的笑點，它的沉重、虛無、絕望，也只有文人才有共鳴，簡單說，脫離群眾了。

所謂“著”，既然可以稱著作，那文學水平確實要有。《說唐》《說岳》《楊家將》之類，在民間的影響比《三國》《水滸》不多讓，但寫得實在稀爛，當然也就沒他們什麼事。

單比文學成就，六大長篇誰能排進前四，恐怕很難統一意見。但綜合“大”“名”“著”三個標準，《三國》《水滸》《西遊》《紅樓》當選，其誰曰不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