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之爭為什麼貫穿整個中世紀

文：小念說歷史

政教矛盾和衝突貫穿了整個西歐中世紀，對西歐歷史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世族政權與羅馬教會構成了中世紀西歐歷史舞臺上兩大不可調和的社會體，歐洲中世紀長期處於教會和國家、王權和神權的二元統治之下，政教之爭也構成西歐中世紀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本文主要介紹中世紀西歐的政教關係（主要是王權和教權的關係），並探討其反映出來的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一、中世紀西歐政教矛盾鬥爭的原因

在西歐中世紀的歷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權與教權一直是此消彼長，處於激烈的鬥爭中。開始，羅馬教皇和神職人員總是從屬於世俗的君主或領主的。

但到十一世紀末，其地位大大改觀。教會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鬥和廝拼而有力的增強了經濟和政治力量，確立對整個歐洲的統治。不過世俗的皇帝和君主們是不甘心充當教會走卒的。他們對教會的支援與合作，說到底，無非是個利用。

所以，一旦他們感到教會勢力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時候，便要採取斷然措施相抗衡，以至於不惜訴諸武力。總之，在中世紀，教會權（神權）與王權之間的鬥爭是尖銳複雜、曠日持久的，二者之間的鬥爭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是五至八世紀的醞釀期；

第二階段是九到十三世紀，教權高漲，與政權形成對壘之勢，期間教權達到顛峰狀態，隨後便開始由勝轉衰；第三階段是隨著君主國家的形成和各國人民民族意識的萌發，王權逐步得到加強，教權節節敗退，王權在這場鬥爭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導致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發生衝突的直接原因是，教會要擺脫世俗政權的控制，但是我們認為更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義”傾向，即雙方都想確立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統治。

教皇認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理應控制和指導世俗君主，教皇以開除教籍和褫奪教權為武器，來操縱世俗政權，實現其帝國野心。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也四處干涉，以俗界領袖自居。雙方鬥爭的焦點是主教敘任權和對義大利的控制權。這兩點對教皇和皇帝推行他們的“世界帝國”政策至關重要。

王權能最終取得勝利要歸因於在王權與教皇的鬥爭中，西歐各國的民族意識開始了最初的萌動。十二、十三世紀開始的西歐王權的加強，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形成運動，到十五、十六世紀大體完成。這一漫長過程的結束，終結了教會在中古盛期所確立的“萬流歸宗”的地位，王權的加強、民族國家的勝利必然意味著教皇勢力的衰落。

二、中世紀西歐王權與教權關係的變化

中世紀歐洲最大的特點就是基督教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特點在文化領域尤其突出。如同恩格斯所說，歐洲“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一掃而光，以便一切從頭開始。

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數會的教條同時就是政治的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學家已經形成一種階層的時候，法學還處於神學的控制之下。神學在知識活動的整個領域中這種無上權威是教會在當時封建制度裡萬流歸宗的地位的必然結果。

教會權力的確立時期，王權處於優勢地位。在當時，即使教皇的選任也需要皇帝的認可，雖然公元9世紀後期的教皇尼古拉一世主張教皇的權威不僅要高於大主教和主教而且還高於皇帝，事實上基督教卻一直受制於羅馬貴族、皇帝、王室和地方世俗首領。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教皇的勢力也已經開始逐漸擴張，教皇不僅有權向西歐各國派駐使節，甚至有權向西歐各國徵收貢賦有權監督地方行政和司法、有權參加最高審判。王權和教權就像天平的兩端，一端的下降則代表了另一端的上升。

直到11世紀末，由於城市的興起，在市民階級的支援下，封建割據勢力日薄西山，王權統一的前景才逐漸明朗。教會的勢力卻逐漸增長，而且教會一般都擁有大量的土地成為最大的封建地主，至此，基督教有了與王權一爭高下的實力，教開始與世俗君主展開了爭奪西歐最高統治權的鬥爭。

同樣的，在這一時期，如果教皇主張教權高於王權只是出於自保的話，一旦教會權力發展到足以與王權相抗衡的時候，控制和支配整個國家就成了教會權力的主要目的。隨著教會權利向世俗國家的滲透，教權已然成為支配國家的強大勢力之一。

11至13世紀不僅是西歐教會發展的全盛時期，也是王權與教權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教皇認為他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國王認為他才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教權與王權的關係基於教會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強勢地位，教皇明確主張民權高於王權。

例如希爾維斯德二世任教皇時曾提出教權高於世俗政權並公開向世俗政權挑戰。到利奧九世任教皇時，教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他的後繼者尼古拉二世更是於1059年宣佈教皇只能由教廷樞機教選舉世俗君主無權進行干涉。

隨後繼位的教皇是在腓力四世授意和扶植下登位的波爾圖大主教，是為克萊門五世，此人甚至一生 都未到過義大利本土。腓力四世還將教廷從羅馬遷到法國南部的小城阿維農，從克萊門五世開始的70年間，連續七任教皇均為法國人，紅衣主教中的絕大多數也都是法國人，他們受法國國王的支配，成為法王的“御用工具”。

阿維農教廷的建立使教會分裂成兩個部分，法國國王堅決支援阿維農教廷和教皇，而德國的大部分地區和義大利則支援羅馬教皇。

於是在這兩個敵對陣營的對峙中基督教教會的勢力逐漸走向衰落，教皇對各國世俗事務的干涉和控制已經日漸流於形式，待以後的教皇再次試圖以開除教籍等手段來控制世俗君主的時候，已經基本上沒有任何效力了。

三、政教矛盾對社會關係產生的影響

中世紀的政治思想表現出以下的基本特徵：首先，政治思想以神學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西歐中世紀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徵。基督教神學思想一直是西歐封建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哲學、政治學、法學等一切學科都被合併到神學中，以神學的形式出現。

基督教神學思想的統治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神學政治觀。神學政治觀維護封建統治，提高和鞏固教會的地位。神學政治觀以《聖經》為信仰的絕對權威，作為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以愛“上帝”作為人們首要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標準；主張王權神授，教權高於王權。

神學政治觀改變了古代觀察政治問題的立足點，改變了古代的道德倫理觀念。由於西歐社會的各個領域都被吸收到基督教神學之中，神學統領一切，政治領域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各門學科包括政治學，都沒有獨立的地位。它們在內容上都成為神學的婢女，在形式上被降為神學的不同分支。第二，世俗國家觀念淡薄是中世紀政治思想的又一特徵。

在中世紀的西歐，基督教的統治降低了國家的作用。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國家只是在教會之旁或教會之下的一個社會組織。教會控制人們生活中的最本質、最重要的部分，世俗國家僅僅負責低等級的事務。

由於中世紀國家以分封和私人佔有為基礎，國王與臣民之間的聯絡以分封時的契約為保障，成為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因此，中世紀的政治思想中不存在正式的“國家”概念，中世紀的人不瞭解國家的獨立自主和自主，更不瞭解國家概念的公民團體基礎和法律基礎。世俗國家觀念的淡薄無疑有利於強化教會統治，樹立教權高於王權的思想意識。

第三，教權派的政治思想佔有重要地位。中世紀西歐形成獨特的王權與教權二元化的權力體系，中世紀西歐的政教關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在教權與王權的鬥爭中，教權派的政治思想佔據上風。教權高於王權，教權至上的思想成為思想的主流。

“雙城論”、“日月論”、“兩劍論”，是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第四，中世紀的政治思想沒有形成獨立系統的理論形式。中世紀時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阻礙，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

總之，教權與王權的衝突，以王權的最終勝利而告終。教皇作為西歐最高效忠物件的地位消失，各國王權成為各國臣民最高的效忠物件。王權的加強，民族意識的萌動，是西歐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參考歷史文獻：《雅典政法》

《羅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