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在四川廣漢三星堆，三千年前的奇珍異物，一件一件地被考古學家發掘出來，重見天日：金光閃耀的純金權杖、戴著純金面罩的青銅人頭像、舉世罕見的青銅大神樹、來自海洋文明的海貝、熱帶叢林的象牙，震驚了世界。

這些極其珍貴而數量巨大的財富，為什麼會被埋藏在幾個土坑裡？三千年前究竟發生了什麼？它們隱藏著什麼樣的秘密？是否昭顯出一個不為人知的神秘而又神聖的神權文明？讓我們一起走進三星堆，揭示它的秘密吧。

三星堆文化是長江上游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創年代約在中原二里頭夏文化的晚期（約公元前2000年），經歷了整個殷商時代，直到西周初期（約公元前1000年），經過十二橋文化階段發展演變到春秋前期（約公元前600年），雄踞中國西南，連續發展1600年之久，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不多見的。

在三星堆文化宏闊的古城、燦爛的青銅製品群、濫觴的文字、偉大的藝術以及盛大的禮儀中心等物質文明後面，蘊涵著古蜀文明本質性、結構性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質，即神權政體。

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尤其是祭祀坑大量青銅器的相繼出土，揭示出三星堆與古蜀王國的王權與神權之謎。它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夏商時代的古蜀文明，是一支高度發達的神權文明；夏商時代的古蜀王國，是一個實行神權政治的國家，三星堆遺址便是這個神權文明的政治中心之所在。

三星堆祭祀坑

金杖與雕像：神權政體的物化表現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十分引人注目。金杖是用較厚的純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長143釐米，直徑2。3釐米，淨重463克。杖的上端有一段長46釐米的平雕紋飾圖案，分為三組：最下一組線刻兩個前後對稱，頭戴鋸齒狀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墜的人頭。上面兩組圖案相同，下方為兩背相對的鳥，上方為兩背相對的魚，鳥的頸部和魚的頭部壓有一枝羽箭。這柄金杖與大量青銅器禮器、青銅人頭像、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貝等巨大的物質財富同出一坑，由於用杖象徵權力是司空見慣的文化現象，因此可以認定這是一柄權杖。

三星堆一號坑出土的金杖及圖案

金杖上的人頭圖案，頭戴獸面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與二號祭祀坑所出蜀王形象造型—青銅大立人相同，表明杖身所刻人頭代表著蜀王及其權力。魚、鳥圖案的意義在於，魚能潛淵，鳥能登天，它們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龍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夠上天入地，交通於神人之間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因此，金杖不僅僅是一具王杖，同時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溝通天地人神的工具和法器。《淮南子·地形訓》說：“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都廣即《山海經·海內經》中的“都廣之野”，指成都平原；而所謂“建木”，或許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既然眾神從這裡上下於天地，那麼金杖上的魚、鳥，便能夠透過金杖那無邊的法力，溝通入神，揮灑自如了。自然，與魚、鳥同在圖案上的蜀王，就是指揮、支配人神之間交際的神了。

金杖的含義還不止於此。杖用純金皮包卷，而黃金自古視為稀世珍寶，其價值遠在青銅、玉石之上。因此使用黃金製成權杖，又表現出對社會財富的佔有，象徵著經濟上的壟斷權力。所以說，三星堆金杖有著多種特權複合的象徵意義，標誌著王權（政治權力）、神權（宗教權力）和財富壟斷權（經濟權力）。這三種特權同時具備，集中賦於一杖，就象徵著蜀王所居的最高統治地位。同時，它還深刻地意味著，夏商時代的古蜀王國，是一個神權政體，而夏商時代的古蜀文明，當然也是一個神權文明。

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內出土了大量青銅雕像，分為人物雕像、動植物雕像等兩大類。其中，青銅人物雕像包括各種全身人物雕像、人頭雕像和人面像。全身人物雕像中的最大者通高260釐米，最小者僅高3釐米左右，既有站立，又有雙膝跽坐和單膝跪地等姿態的造型。人頭雕像的大小，一般同真人接近；根據髮式、服式和臉型，可以分作幾個不同的形式。人面像包括幾個不同的形式，最大一尊通高65釐米，通耳寬138釐米，厚0。5—0。8釐米。此外，還出土數具純金打製成的金面罩。二號坑出土一尊青銅人頭雕像，面部還戴著一具金面罩。動植物雕像包括鳥、雞、蛇、夔、龍、鳳等造型，還有6棵青銅神樹，最大的一棵高達3。95米以上。

三星堆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

三星堆一、二號坑出土的數百件青銅人物雕像、人頭像、人面像、獸面像，各種各樣的動植物雕像以及黃金面罩、青銅神樹等，五光十色，光怪陸離，構築成一個陰森、威嚴、凝重、恐怖而又莊嚴肅穆的巨大青銅空間，處處充溢著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王國氛圍。這正是神權政治中心的典型形式，其目的之一，即在於透過各種重型物質的複雜組合形式及其必然對人產生的巨大精神壓力，來顯示王權與神權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力量。可以看出，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型青銅雕像群，毫無疑問是古蜀王國大型禮儀中心的主要器物組合，它們無一不是古蜀王國神權政體的物化表現形式。

青銅神樹：“天地之中”的神權結構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已修復3株，即1號神樹、2號神樹和3號神樹。其中，1號神樹高達3。95米，樹幹有三層九枝，各枝頂端站一欲飛的立鳥，樹幹有一條頭向下的飛龍；2號神樹座上鑄有武士形象的銅人雕像，背朝樹幹，面向外下跪，儼然一副虔誠的神樹守衛者形象；3號神樹的樹枝包裹著金皮，果實柄部包卷著金箔，是一株典型的金枝，樹枝頂端有兩隻人面鳥身的立鳥。不難知道，它們就是供奉在古蜀“天地之中”，供古蜀眾帝“上天還下”的神樹。

三星堆3號神樹

在1號青銅大神樹上，有茂盛如錦的枝、葉、花卉、果實，還有飛禽、飛龍、鈴等掛飾。而且因為用銅製成，枝葉中有銅製的鈴，所以能夠“呼而不響”。又因神樹置於高高的廟堂之內，即使日當午時，也能夠“日中無影”。並且，三星堆古城為蜀王之都，是古蜀國的神權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又被稱為“天地之中”。可見，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極有可能就是所謂建木，也就是蜀人的天梯。

《淮南子·地形訓》說眾帝在都廣建木上下於天地之間，這“眾帝”便是古蜀王國的君長兼大巫師，即蜀國的神權政治領袖。“帝”字在漢語古文字中有特殊意義。帝原本是一個祭名，後來演變成為天人之際的主神，殷卜辭中有“帝使風”“帝令雨”等辭例，表明帝凌駕於諸神之上的崇高地位。帝雖然不是被中原視為“左言”的蜀語，但《淮南子》成書於西漢，是用漢人的語言文字記錄的蜀人關於主神的概念。至於帝在蜀語中的音讀，由於蜀語早已消失，無從稽考。

從《淮南子·地形訓》來看，古蜀國的帝是擬人神，有生命、有靈魂、有意志，基本功能是“替天行道”，為天神代言。而天神基本上是一個虛擬，既無實體，又無形象，只有意志，雖然神力無邊，卻須透過帝來傳達意志。因此，在實際的宗教生活中，帝才是最重要的角色。這樣，蜀王才藉助於法器（神杖），施展法術（各種儀式），使自己扮演起帝的角色，儼然就是神權政治領袖。

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爬龍柱形器

三星堆古城為蜀王之都，是古蜀國的神權政治中心之所在，所以被稱為“天地之中”，而青銅神樹就是三星堆神權政治領袖往來於天人之際傳達神意的天梯。神樹上的飛龍，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人面立鳥，則意味著神人藉助於神鳥可以登天。在古蜀人的諸神當中，唯有眾帝能夠“上天還下”，高踞於群神之上。由於三星堆祭祀坑群的下埋年代不同，意味著三星堆不同的祭祀坑代表著不同的代系。而每一代都有各自高於群神的帝，故而所謂“眾帝”，實為歷代“帝”的總稱。而帝與群神的關係，猶如眾星拱月，是主神與群神的統率關係。這種關係，帶有“神統”的結構特點，它是人世間“君統”結構的反映，折射出當時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這個神統，又與三星堆青銅像中青銅大立人與其他雕像所形成的主從結構特點相一致，體現出三星堆宗教神權深刻、豐富和神秘的社會功能。

青銅雕像群：神權的功能

三星堆祭祀坑內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銅人物雕像，他們的服式、冠式、髮式各異，顯示了不同族類的集合。它所展示出來的圖景是，以作為古蜀群巫之長的青銅大立人為中心，以作為西南各族首領的青銅人頭像為外圍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層次的人物像群，用以象徵古蜀王國以宗教掩蓋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現實情況，展現出三星堆神權在跨地域政治社會中的強大統治。

眾多青銅人物雕像圍繞青銅大立人，表現了以古蜀神權政治領袖為中心，聚合西南各族首領而舉行的大型禮儀活動，充分展現出三星堆神權在跨地域政治社會中的雙重功能。

一方面，西南各族君長匯聚三星堆古蜀都，共奉蜀人神權領袖，同祭蜀地信奉之神，表明各族承認三星堆古蜀神權的至上地位。青銅人頭像代表著西南地區各族的君長，而這些君長在各自的族群中也同樣被尊為神。既然蜀人神權領袖控制了這些各族之長，那麼他也就控制了各族的神，並進一步實現了他對西南各族意識形態的控制。

另一方面，這些各個族群的君長形象，都是用青銅材料製作而成的，他們與蜀王形象的製作材料毫無二致，僅有體量大小的區別，而與用石質材料雕刻出來的奴隸像截然不同，又意味著他們在以三星堆神權為中心的跨地域政治社會中具有相當高的地位，扮演著並非不重要的角色。這表明，在三星堆神權文明的跨地域擴張中，十分巧妙地發揮了神權的雙重功能，既達到了擴張勢力範圍的目的，又達到了穩固勢力範圍現存秩序並增強凝聚力、吸引力的目的。

青銅人面像

青銅文化：多元一體的見證

雖然三星堆青銅文化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特徵，但其中不僅可以見到中原文化的明顯影響，而且有許多陶器、玉器和青銅禮器本身就直接仿製於中原文化。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陶盉，其形制無疑淵源於二里頭文化，三星堆青銅人頭像雙耳所飾雲紋，青銅神人大面像鼻、額之間上伸的夔龍紋飾，青銅神樹上的夔龍等，都是中原青銅器常見的紋飾，而為三星堆文化所採借。又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尊、罍和玉戈等青銅禮器和玉鋒刃器，也完全仿製於中原或長江中游文化。

三星堆青銅器吸收了透過長江中游傳入的青銅器的某些因素，尤其是青銅容器。青銅容器，不論在中原還是長江中游，都是作為禮器使用的，青銅鼎、尊、罍等重器不但作為煮肉和盛酒的器物在廟堂使用，而且還是政治權力和宗教權力的象徵物。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容器尊、罍，在形制上與長江中游同類器物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青銅尊的高圈足、肩上的立鳥以及器身的紋飾等，應是從長江中游傳入。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龍虎尊，與長江下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龍虎尊相似，也應是透過長江中游獲取的。商文化的若干因素，就是經由長江走廊，源源不斷地從長江中游傳播到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古蜀王國。

商代的青銅龍虎尊（左，安徽阜陽阜南縣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的青銅龍虎尊（右，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出土的各式青銅龍形象，儘管在形態上與紅山文化、中原的玉龍和青銅龍有所不同，但有關龍的觀念和基本造型等都無疑來源於中原和長江流域文化。這種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特點，表明三星堆龍是綜合採納了華夏龍的形態特徵，按照自身的理解整體結合而成的，可謂之“蜀龍”。它反映了飛龍入蜀的情況，同時也說明古蜀也是“龍的傳人”之一。

中國青銅時代是中國古代文明從發展走向鼎盛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三星堆青銅文化從無到有並走向繁盛，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它對中原和長江流域以及其他地區多種文明因素的吸收，並把這些優秀的文明成果融進自身的文明之中，從而光大了自身的文明，使它得以在那一時代大放異彩。由此可見，三星堆青銅文化是一種來源廣泛的複合型文明，充分體現和見證了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過程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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