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塊石碑，初立時人們避之若瘟疫，後來卻成為家族榮耀的象徵

著名詩人臧克家曾經寫過一首詩《有的人》，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有的人把名字入石頭，想‘不朽’……把名字刻入石頭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俗話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樹碑立傳、刊名於石，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傳統的留名方法。

因為相比紙張、木頭、金屬等載體，石頭的化學性質在自然狀態下最為穩定，最不容易腐朽，所以是古代人們首選的資訊載體。在北宋末年，曾經因為一塊石碑引發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石碑剛立起來的時候，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因為那是恥辱與禍患的象徵；過了些日子，名字上了這塊石碑的家族或者子孫，又以名列石碑之上而驕傲，因為那塊石碑早已變成榮耀的標誌。

因為這塊石碑是北宋年間時間跨度達百年之久的政治鬧劇的“結晶”或者說物證，所以要說這塊石碑，就必須說說這塊石碑在樹立之前發生的那些鋪墊。北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皇帝趙頊任用王安石為宰相主政，開始實施一系列以“理財、整軍”為主要任務的改革措施，史稱“王安石變法”。這次變法直到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歷時17年時間。

接著，哲宗皇帝趙煦即位了，他任用司馬光為相，從元祐元年（公元1094年）開始，廢除“王安石變法”所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切恢復舊制。十年以後，也就是紹聖元年，宋哲宗又換了宰相，任命章淳為相主政。章淳恢復了“王安石變法”的新政舉措，將曾經擔任宰相併且廢除“王安石變法”措施的司馬光打為奸黨，逐出了朝堂。

又過了9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歷史上有名的貪官加奸臣蔡京閃亮登場，坐上了宰相的寶座。蔡京當了宰相後，全面恢復章淳當宰相時候的國策。為了更加明確表達自己的主政思想，蔡宰相“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全面“殲滅”曾經反對過王安石“新法”的人。

經過精心蒐羅，他們找到了309個這樣的人，並給這309個人貼了一個鮮明異常的標籤“元祐黨人”。雖說貼了一個共同的標籤，但實質上這些人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第一類，對王安石“新法”的堅決反對者，例如“匪首”司馬光，他是徹頭徹尾、旗幟鮮明地反對“王安石新政”的。第二類就屬於既不是“王安石黨”，也不是“司馬光黨”的，例如另一個“匪首”蘇軾，王安石變法的時候，蘇軾敏銳覺察到了“青苗法”、“保馬法”等過激和錯誤做法的危害，直言不諱地反對和糾正，並遭到了打擊和貶謫。

司馬光主政後，開始恢復舊制，廢除王安石“新法”，蘇軾這個可愛又可敬的文人，他又覺得王安石“新法”也有很多利國利民的舉措，不應該全盤否定，於是又直言勸諫，結果又遭到了“司馬光黨”的打擊和排擠。所以，蘇軾是個既反對“新法”又支援“新法”，既是“王安石黨”又是“司馬光黨”，或者兩派都不是的特殊情況。但他的名字也列入了這份名單，並且排名在前。

第三類“元祐黨人”就是一些“中立派”，因為他們既不是主政者，更不是意見領袖，他們不過是朝廷機構裡的一些機構負責人或者辦事人員。他們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者鮮明的傾向，他們只是聽命於上司，奉公守法、盡職盡責地辦自己分內的差事而已。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去反對什麼、支援什麼，但就是因為這種盡責而顯得曖昧了一些，所以也被列入了這份名單。

這份名單更有第四類人。這些人或者不在朝堂之上，或者徹底就遠離權力中心，與這場歷時幾十年的立了廢、廢了立，立了又廢、廢了又立的“鬧劇”並沒有多大的關係或者直接關係，但是也被名列其中。因為什麼？因為這些人或許在蔡京還在小官階的時候打壓、排擠、斥責、批評過蔡京，或者因為幾畝田、幾棵樹、幾兩銀子或者一宗案件、一個女人傷害過蔡京的利益，總而言之是些曾經因公或因私得罪了蔡京或者蔡京的人。

之所以要如此費勁心思將這些與“新法”廢立沾邊或者不沾邊的蒐羅到一個名單裡來，是因為蒐羅者心裡清楚，這將是一份萬劫不復的“黑名單”。凡是上了這份名單的人，都將面臨空前的打擊和嚴厲的處置。儘管這個時候“匪首”司馬光已經去世17年，“匪首”蘇軾已經去世接近兩年，名單中309個人裡的相當一部分，早已無法得知自己曾經進過這樣一份“黑名單”。

“黑名單”出臺，得到宋徽宗的首肯以後，蔡京就找來石匠，並親自書寫名單，刊刻了一塊石碑，立在了端禮門，這塊石碑就是見證了北宋末年，將朝政大事視同兒戲、朝令夕改、廢立不已，讓國力和民力遭受了巨大損失的“元祐黨人碑”。

宰相書寫名單，皇帝也不甘落後，親自書寫了碑題。從書法藝術的角度看這塊石碑，其文化價值卻是不可估量的。宋徽宗是創造了“瘦金體”、擅長花鳥畫的藝術家，蔡京則是北宋時期另外一個泰山北斗級的書法家，不過因為後人鄙薄其為人為官，所以就不樂意讚美他的藝術水平，不過他的書法水準卻是不得不讓人承認的。

這份“黑名單”可不簡單。凡是上了“元祐黨人碑”的，已經去世的剝奪封號和俸祿，在任的或者關押，或者流放。這個時候，名字出現在這塊石碑上就意味著本人及家族的極大禍患或者恥辱。而且朝廷明令，凡是石碑上刊名的人，本人及後世子孫不得入朝為官；不得與皇族有婚姻關係，已經訂立婚約但尚未婚配的，即刻解除；除了端禮門這一塊，各縣均要複製石碑並立在顯著位置。

從這些舉措可以想見對名列“元祐黨人碑”的人的打擊之嚴厲：剝奪政治權利、社會權利、經濟權利，而且不單是本人的，而且包括了後世子孫，從個人生存的角度看，這不亞於誅滅九族；全國各縣四處樹立，目的就是要讓這309人臭名遠揚；將名字刊刻在不易朽壞的石頭上，就是為了讓這些人遺臭萬年。

《老子》中曾經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個王朝的重大策略怎麼禁得起如此毫不慎重、反覆無常的折騰呢？北宋從神宗到哲宗、徽宗的一系列連續不斷、讓國家和臣民無所適從的折騰，很快讓國力、民力衰弱不堪，來自北方西伯利亞範圍的少數民族政權從北宋初年的和平共處，繼而虎視眈眈，變成了明目張膽的騷擾和侵襲，侵略者進攻北宋的都城汴梁如同趕集，擒拿皇帝（徽欽二宗）如同在集市上抓了只猴子，長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主權喪失，百姓淪為亡國奴。

“家貧念孝子，國危思良臣”。因為迅速而且狀況明顯的衰弱，於是有一部分人開始懷念不曾折騰之前的種種好處了，也逐漸有人覺得對曾經反對摺騰的“元祐黨人”處置似乎過於嚴苛了，更有人覺得這一批人似乎被冤枉了。這中間更發生了特別具有戲劇性的一幕：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6年）正月（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個季節的北方的氣候特點），某天夜裡突然發生雷電，一道電光過後，那塊矗立在端禮門的“元祐黨人碑”被雷電劈成了兩半。

古人堅信“天人感應”。一個不可能發生雷電的季節發生雷電，又在一大片建築物裡不偏不倚地劈開一塊石碑，在宋徽宗及眾多臣民的心中，這已經不是警示，而是對錯誤行為的嚴厲懲戒了。又過了五年，一個道士向宋徽宗密奏，稱曾經夢見蘇軾死後被天帝冊封為了文曲星。文曲星是幹嘛的？主管天下的文運。宋徽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藝愛好者和兼職皇帝，聽到這樣的夢自然驚恐不已，生怕蘇軾“公權私用”，剝奪了自己的才華，給包括蘇軾在內的“元祐黨人”平反昭雪的決心也該下了。

從這個時候起，名列“元祐黨人碑”的人名譽開始恢復，一些懲戒措施慢慢免除，一系列權利又逐步得到了保障，各地也開始或明或暗地拆除“元祐黨人碑”的複製品。起初是民間，後來這種恢復變成了官方行為。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前後，朝廷出資，以懸賞的方式，開始多方收集“匪首”之一蘇軾的各類手稿和書畫作品。

也就從這個時候起，能夠列名在“元祐黨人碑”就變成了當事人子孫及其家族的榮耀。雷擊“元祐黨人碑”事件發生的93年以後，北宋王朝已經變成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人們仍然懷念“元祐黨人”，仍然把刊名“元祐黨人碑”當作榮耀。309人裡有個叫梁燾的人，他的曾孫叫梁律。梁律為了讓先祖及其“黨人”的名字從遺臭萬年變成流芳千古，又拿出家中收藏的“元祐黨人碑”碑文的拓片，聘請工匠複製了這塊石碑。這塊複製品也成為後世唯一留存下來的“元祐黨人碑”。也正因為梁律的這個旨在“光宗耀祖”的行為，才使得後人能夠稍微觀瞻一下當年由一帝一相親自操刀書寫，留下了“墨寶”的碑石的些許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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