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夢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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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時期，除了皇家帝王，活躍在權力中心的無外乎四種人——文人、武將、外戚、宦官。

武將稱霸天下叫“武將專權”，外戚掌控朝政叫“外戚專權”，而宦官狐假虎威則叫“宦官專權”，縱觀歷史，但凡是朝政大權掌握在武將、外戚、宦官手裡的年代必定是社會動盪、官場黑暗、民不聊生。

但是，在歷史上似乎從來沒有一個詞叫“文人專權”，雖然在大多時候，中國古代的政權其實都是掌握在文人大儒手中。

因為，這是常態，更因為，文人專權的時代大多政治比較清明。而這裡的“文人”，更確切的說應該是“儒生”。

文人大儒真正大批次走上歷史舞臺是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思想得到了漢武帝的大力支援，並開始全國推行，從此以後，儒學一家獨大，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董仲舒的儒學之所以受到漢武帝以及後世歷代君王的青睞，是因為它已經不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而完全淪為統治者的工具，它不僅推崇忠孝仁義，嚴守君臣之禮，而且極大地神化了君權，徹底地維護了封建統治。統治階級奉行這套理論，正是因為它可以為己所用，有利於國家穩定和社稷昌盛。

西漢之後，儒家以及儒生在中國官場的統治地位也隨著時間推移逐漸加強穩固，併成為絕對主導，期間最有推進性的兩大事件當屬創立科舉和宋明理學。

隋朝的隋煬帝雖然是中國古代有名的昏君，但他卻也有頗多的歷史功績，創立科舉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隋唐以前，社會等級制度十分嚴苛，當官的世世代代都當官，有錢人世世代代都有錢，而底層人民則永無出頭之日，所有才有袁紹家族那種四世三公情況的出現。

但是，科舉制度的出現卻打破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以及朝廷用人法則，給了普通人甚至是底層人民一個上升階梯，讓他們有機會靠近權力中心，成為國家管理者乃至統治者的一員。

正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科舉制度讓大眾看到了希望，也讓越來越多的人熱衷於讀“聖賢書”，當然，其終極目標還是要透過科舉考試實現做官的目的。

宋明理學即兩宋和明朝時誕生的儒家哲學體系分支，其代表人物有北宋的程顥、程頤，南宋的朱熹（合稱為程朱理學），以及明朝的王陽明等。

理學系統的完善，為王權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依據，所以到元朝時就已經發展成官方哲學，直到清朝滅亡，理學一直是官場主導。

無論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科舉制度”亦或是“宋明理學”，在中國古代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社會的諸多方面也都有積極影響，但同時，其消極影響也顯而易見。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大行其道，但同時也限制了其他學派的發展，破壞了先秦時期各學術體系百花齊放的盛況。

科舉制度進一步限制了學子的讀書範圍，文人們思想不再自由，不再相容幷蓄，而是一味地服務於科考，讀死書、死讀書的情況十分普遍。

宋明理學則更為徹底地禁錮了思想自由，強調君君臣臣和三綱五常，這雖然極大的有利於穩固封建統治，但逐漸形成了腐朽落後的價值體系。

無論從時間上看，還是從數量上看，中國古代官場大體上還是文人的天下。正如本文開篇所言，在某些歷史階段，雖然也出現過武將、外戚或宦官專權，但“文人專權”才是常態。

“文人專權”有利有弊，但總體上看還是利大於弊。中國古代文人身上確實有腐朽、愚忠等惡習，但其對忠孝仁義的絕對恪守也是不容爭辯的。

因為古代文人大儒都是經過徹底“思想改造”的人，他們大多有文化、有操守、有治國能力，所以相對於武將專權，外戚專權和宦官專權，“文人專權”的時代大多是政治清明的時代。這就是迂腐思想土壤裡能滋生出朵朵盛世之花的原因。

參考資料：《董仲舒傳》、《武帝紀贊》、《辭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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