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北朝時期的石刻藝術在中國藝術歷史上一直是獨樹一幟的地位，其地位的保持肯定是靠此時期石刻藝術的獨特魅力和非凡成就，其中最大的一個魅力莫過於外來文化的影響了。隨著東漢以來的佛教東傳，我國古代的石刻藝術受到了佛家化影響，故無論是從石像、石窟上來說都意義非凡。

當然，

形成這樣燦爛獨特的石刻藝術絕對不止本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響，還有波斯、希臘等文化的深刻影響，那麼為什麼這麼多種文化可以融匯成此時期的石刻藝術？

一、南朝石刻——雄厚、生動、造型誇張

1、南朝石刻的"前世今生"

中國古代石刻藝術發展源遠流長，南朝石刻中的陵墓石刻更為典型，藝術價值極高。

秦漢之前的石雕因鐵的發現及使用發展並未達到可以造精雕的石刻刀，故

石雕大多較小，雕刻較為粗糙。

秦漢以後，鐵的發展運用越來越廣，鐵的工藝製作水平顯著提高，故越來越多的雕刻工具出現。

東漢中葉，上層社會興起雕刻大型石雕，以此作為自己陵墓的鎮墓獸。魏晉時期，因社會經濟破壞嚴重，且統治階級強令推行“薄葬”觀念，故大型石雕藝術發展滯緩。

到了南朝時期，隨著社會經濟初步恢復，統治者的需要，大型石雕藝術快速發展且取得非凡的成就。

南朝處於我國古代的大分裂時期，朝代更迭頻繁，越來越多的寒門庶子突破士庶界限而越級上層社會，各種思想學說異常活躍。另外，隨著東晉君臣的南渡，中原文化也隨之南下，故南朝石刻藝術保留著中原文化的影子。

2、南朝石刻造型有多元文化因素注入，不同於以往朝代的死氣沉沉

南朝石刻主要集中於帝王墓和貴族墓，等級嚴格分明，皇陵的鎮墓獸一般為辟邪、天祿，王公墓一般為獅子。

南朝時期鎮墓獸的體積一般比漢朝鎮墓獸的體積要大，應該與統治者想要展現皇權威嚴，不容侵犯等的皇權理念有關。

從技術發展的角度上看，南朝石雕比漢朝石雕的形象更為逼真，生動，而且造型也較為誇張。

一般看南朝石雕大多有種氣勢磅礴，宏大的感覺（與當時統治階級喜歡的畫家有關係），與南朝盛行的陶俑所呈現的靜態美反而格格不入。

從動物形象上來看，南朝多以獅子形象作為鎮墓獸的形象標準，還有部分鎮墓獸呈現誇張的飛翼猛獸的造型，例如埃及的斯芬克斯、拉馬蘇，亞述人薩爾貢的舍都，古希臘格里芬，甚至與南印度的阿瑪拉瓦蒂的獅身鷲獸等都有廣泛的相似性。

而南朝石刻的主要藝術風格是在寫實的基礎上融入了浪漫主義因素，故石雕的形象生動靈活，顯得更加威武雄厚，呈現多元文化風格

。其裝飾形式較為神秘多變，有多種說法。鎮墓神獸的造型大多飛翼捲雲，有的紋飾蔓草火焰，不像中原文化元素，與波斯或希臘神獸造型類同。

二、北魏石造像——粗獷與華麗的融合

1、佛的"教化"，使石造像得到脫胎換骨的發展

在北魏的統治期間，中國北方地區興起了修建石造像，典型的就是魏文成帝拓跋浚公元452年至465年的雲岡石窟，和孝文帝拓跋宏於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遷都洛陽後的龍門石窟。

那麼為什麼中國北方會在這個時候興起造像？因為在北魏的動盪時期，人們不相信所謂高深的義理，而是相信佛祖的神力庇護，《佛說造像量度經》 開篇即說：

“世尊不住世間，若有善人不勝懷慕，思睹世尊，願造容像者。”

故而，信徒大肆修建佛祖的石造像是為了積累功德，表達對佛祖的敬仰，以求得佛祖的庇護。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方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雖然石造像藝術受社會和自然環境影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地理環境對藝術的結構和形式會起決定作用。

例如：莫高窟地處戈壁沙漠，適合雕塑，適合壁畫繪彩；天水麥積山地處黃土高原，適合用雕塑（用黃土）；大同雲岡地處侏羅紀砂岩帶，適合雕塑；洛陽龍門地處花崗岩帶，也適合雕塑。故石造像（有些地區是泥造像）在北魏統治的北方較為流行。

2、 "士子文人"與"草原英雄"的相遇總是不一樣的

典型突出文化交融上的不同的主要是雲岡和龍門石窟。雲岡石窟開始修於魏文成帝拓跋浚，完成時間則在孝武帝時期。

早期的石造像是比較雄偉、高大的

，帶點理想主義的神秘色彩，其石刻線條較為簡單剛直，總體呈現的風格為粗獷性的濃厚遊牧民族風格。

中期時

，可能工藝水平有所提升並借鑑了中原王朝的文化，使得石造像變得

華麗且構造複雜

。

到了

晚期時，石造像的人物形象風格漸變，清秀俊美，帶著士人才子的韻味，且衣著也發生了變化。

早期石造像的衣著是明顯窄袖的鮮卑服飾，晚期時，變成了中原王朝的漢族服飾。人物形象也不再過於高大，趨於比例適中。

雲岡石窟在雕造技藝上，借鑑繼承和發展了秦漢時代石刻藝術的優秀技法，並且在此基礎上選擇性地

吸收了印度犍陀羅藝術中的有益成份

，融匯創造出具有云岡獨特的多元文化的藝術風格，雲岡石窟形象地記錄了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軌跡，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飛天，寫實，南朝石刻的部分風格）在雲岡石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融會貫通。

3、"草原英雄"變為纖弱的"文人才子"了

龍門石窟是孝文帝拓跋宏於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遷都洛陽後修建的。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實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政策，影響了人們的審美觀，生活方式以及石刻藝術風格，以至於龍門石窟與其他幾個石窟不同

。從文化歸屬性上來講，龍門石窟應當算在漢文化體系（其他文化也有，但影響程度小，漢文化佔大多數）。

北魏石造像在這裡

失去了雲岡石窟造像粗獷、威嚴 、雄健的特徵，而生活氣息逐漸變濃

，具有一些世俗化的特徵，趨向活潑、清秀、溫和。而且龍門石窟的石造像，大多呈現臉部瘦長，身形瘦削，胸部平直的人物形象，衣紋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堅勁質樸。

可見，

此時的造像漸漸脫離了印度希臘化佛教藝術和印度本土藝術風格的影響，呈現"中國化"的特徵。

的確，與雲岡石窟相比，其藝術風格和石刻服飾及內在文化已發生了明顯變化。

三、犍陀羅藝術為南北朝的石刻藝術注入了更多活力

佛教藝術造詣在東傳時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原石刻藝術的發展。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佔領了包括犍陀羅在內的印度西北部地區，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希臘人在南亞，中亞建立了一些國家，例如漢朝時期的“大夏”。並且在亞洲斷斷續續地維持了兩百多年的統治。

正因為這樣，

印度佛教文化多多少少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從而產生了犍陀羅藝術風格

，此風格偏向於古希臘古羅馬的理性和寫實主義。魏晉南北朝以來，犍陀羅藝術隨著佛教東傳，來到中國內地，其表現形式越來越明顯。

北魏初期的雕像有明顯的印度犍陀羅藝術風格的痕跡

，衣飾貼體，衣服紋飾緊密有力，面部呈橢圓、寬額、高鼻、長眉、豐頤、嚴肅莊重，典型的歐洲理性主義風格。另外石窟形制、人物形象、畫面佈局，皆依犍陀羅、西域樣式，人物皆梵像，典型的印度本土文化風格。

此種現象在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遷大量的涼州工匠（西域的周邊地區受希臘化的犍陀羅藝術的影響更大，可能與佛教的傳播路徑有關）到平城，故而加深了希臘化的佛教藝術融入鮮卑文化藝術的可能。

隨著後期

北魏漢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也逐漸脫離由犍陀羅藝術控制的藝術局面，吸收了更多"中原化"的藝術特點。

上述所講的龍門石窟就是第一個脫離希臘化佛教藝術風格的石窟（當然不能絕對化，至少是中原文化因素蓋過了希臘化佛教文化）。

利於北魏脫離原來的藝術框架，使藝術形式、技巧等更加靈活化，便於石造像中人物特點的詮釋。

結語：

南北朝石刻藝術並不是所謂的“拿來主義”，而是在借鑑的基礎上吸收，在吸收的基礎上融合的藝術過程。但這並不否認其石刻藝術形成是受外來文化的間接影響，

實際上，真正燦爛且具有生命力的石刻藝術是往往是民族文化交融，碰撞的有機結果。

也正因如此，南北朝時期的石刻藝術所內涵的文化底蘊絕非歷史上尋常的石刻藝術可比，故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參考文獻：《南史》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 、《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