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露是什麼

一、前言

明末耶穌會士利瑪竇入華傳教，引入西方自然知識，其對科舉試題的衝激，以及士人的反應，值得注意與研究。本文擬以萬曆三十一年（1603）李之藻赴福建主持鄉試出的“天文”試題為例，探討利瑪竇傳入西學對該次科舉的衝激，以及士人的後續迴響。

李之藻，字振之，號我存，浙江仁和人。萬曆二十六年會試第六，殿試二甲第五。禮部觀政，授工部主事。①對他的生平研究，以方豪《李之藻研究》最為人稱道，兩度提到萬曆三十一年他與翰林院編修陳之龍赴福建主持鄉試。②龔纓晏、馬瓊介紹李之藻生平新史料，福建鄉試為他仕宦活動一項重要事蹟。③鄭誠在補正李之藻家世與生平事蹟時，在茅維輯《皇明策衡》中找出福建鄉試策問“天文”試題，認為它與主程司文皆出自李之藻，似受利瑪竇西學影響，還對與試士子黃鳴喬等人有影響，鄭懷魁與李之藻因此試題而交往。此外，還提到利瑪竇認為那是一道數學題，顯示利瑪竇知道此事。④在鄭誠研究李之藻福建鄉試與西學關聯的基礎上，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利瑪竇傳入西學在策略上對李之藻鄉試“天文”策論之衝激，以及士人的後續迴應。

由於中西自然知識傳統迥然不同，加上科舉考試有其長遠傳統，利瑪竇傳入的西學是一項前所未見的另類學術，不可能直接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為了探討利瑪竇傳入西學對李之藻福建鄉試策論試題的影響，首先有必要釐清西學傳入前，傳統自然知識與科舉試題間的關係，過去研究觸及科舉試題與傳統自然知識的關係。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認為理學主導下的教育與考試關注儒家典籍，排除科學與自然哲學。⑤相對地，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研究明清科舉考試中的自然知識，特別是在策問試題中，科學或格致學與科舉的關係。⑥對艾爾曼認為科舉考策問對明代自然學的發展有貢獻，李弘祺則較為審慎，持保留的態度。⑦另一方面，艾爾曼認為明代科舉策問試題要求士子採考據方式回答，或為清代考證學的來源。⑧由於利瑪竇借格物窮理或格致學之名來傳入西學，⑨加之他有意識地引入西學及其根據，⑩因此，明末中西兩種學識傳統遭遇時，涉及其背後的根據或考據的問題。儘管艾爾曼將自然學與科舉考試關係的重點落在格致學，不論明清科舉考試策問試題涉及的內容，“雖然沒有把歷史看作學術研究關注的重心，但要考生從歷史的角度對試題予以回答。”（11）這點適用於李之藻福建鄉試策問試題，似乎可從此角度來分析李之藻福建鄉試“天文”試題。

由於這道“天文”試題是首次出現西學與科舉試題間的關聯，因此引起筆者的興趣，接著追問下列問題：利瑪竇對中國學術與科舉有何認識？面對中西兩種自然知識傳統的遭遇，他採取什麼策略傳入西學，又是如何影響李之藻？明代禁止私習天文，何以李之藻能出一道天文試題？在什麼歷史情境下，利瑪竇為李之藻帶來什麼衝激，使他會在福建鄉試中出道與西學有關的天文策問試題？過去是否分析那道試題的要旨為何？他出題的目的為何？這一試題與自然知識考據有何關係？過去是否對該題主司程文加以分析？此次鄉試的天文策問試題對西學的推展起了什麼實質的反應？為什麼《皇明策衡》收錄的天文試題，利瑪竇認為那是一道數學題？在參與鄉試的部分士子以外，該試題還有何影響與反應？這一事件在西學傳播上，以及西學與科舉的關係上有何重要的歷史意義？

萬曆三十一年秋，李之藻赴閩主持鄉試，被認為是首位在科舉考試中出了一道與西學有關試題的主試官。然而筆者分析那道“天文”試題，發現其中沒有一個字明確提到耶穌會士傳入的西學，（12）即使“相應的策對呈文則有西學痕跡”，（13）還是談不上他出題來測驗士子們是否瞭解西學。因此我們另闢蹊徑來了解李之藻福建鄉試所出策論題的歷史背景，以及此事對士人產生的影響。

在明末中西自然知識傳統的遭遇與衝撞中，身為先驅者的利瑪竇受過良好教育訓練，注意到中國自然知識不像西方科學有其原理、公設或假說方面的依據，因而由他傳入的西學，包括世界地圖在內，直接或潛在地挑戰中國傳統自然知識，起始了對中國傳統自然知識辨的問題。就像顧頡剛質疑許多中國古代史記載缺乏證據，因而撰寫《古史辨》，在中西兩種迥然不同的自然知識傳統的遭遇與衝撞中，面對其間的差異，遲早會產生哪種自然知識更有依據的問題，也就是自然知識辨或自然知識考據。

筆者發現：利瑪竇關切科舉考試，並認為傳統自然知識存在頗多錯誤。為吸引士人學習西學，他採取一種較隱晦的策略，在世界地圖中以西方自然知識來考據傳統自然知識，吸引李之藻學習與刊刻《坤輿萬國全圖》，成為李之藻赴福建主持鄉試出天文策問試題的歷史背景。由於策問要考生採考據方式從歷史的角度回答，雖然李之藻出的天文試題中沒有一個字明白地提到西學，其中卻隱含著以西學來考據傳統自然知識，吸引士子追問，而後再當面詳細說明。這一策略反映他從利瑪竇那裡學到了什麼。儘管那只是一個不太明顯的嘗試，可是卻意外地引起戶部郎中鄭懷魁的興趣，在發榜後造訪李之藻。李之藻出示測天儀器，當場進行實測，改變鄭懷魁原先對西學存疑的態度。而後李之藻赴張秋任都水司郎中。萬曆三十三年京察，鄭懷魁調處州知州，李之藻遭到降職待補，有更多時間完成《渾蓋通憲圖說》書稿。三十五年，李之藻到處州拜訪，鄭懷魁乃將刊刻之事交由麗水知縣樊良樞。質言之，利瑪竇激發李之藻福建鄉試出題，其中蘊含的西學又激發鄭懷魁後續反應，這段曲折的歷史成為17世紀初首件西學與科舉間關係的重要案例，也是中國士人間傳播西學最早的案例。

二、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的隱晦策略與其在自然知識考據上的蘊義

在中國傳教史回憶錄中，利瑪竇注意中國學術尊崇孔子，長於倫理學，以及科舉考試。南昌期間，利瑪竇在府城內鄰近府臺官署處購得一屋，使他在萬曆二十五年八月目睹萬人參與鄉試的盛況。（14）南京時期，在自然知識方面，他與士人有不少互動，使他認為中國傳統自然知識有許多錯誤。（15）他將諸多西方自然知識納入《山海坤輿全圖》中，但是那時他似乎尚未將西方自然知識與科舉關聯在一起。

利瑪竇獲准居留北京，吸引朝臣與士人至其居處參訪。萬曆二十九年夏，在初次拜訪利瑪竇時，李之藻看到屋內掛置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請利瑪竇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始知自己早年所繪輿地圖，（16）不知西方世界地理與其中有關宇宙、自然哲學、天文、曆法等自然知識，乃向利瑪竇學習世界地圖中的地理與自然知識。過去對利瑪竇世界地圖雖有不少研究，（17）似乎尚未從跨文化知識傳播觀點來看《坤輿萬國全圖》吸引中國士人的策略，其在自然知識考據上的蘊義，以及對李之藻的衝激。

帶利瑪竇入肇慶的羅明堅，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地理，參考羅洪先《廣輿圖》，採用計裡畫方的表達方式，繪製一本《中國地圖集》，以拉丁文標示圖中的名稱。（18）利瑪竇做反向的事，他嘗試將西方地理知識引入中國。他可能看過羅明堅繪製的中國地圖，見過奧特里烏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的世界地圖，（19）在不同時期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中，加入一些不同於西方世界地圖的看法或自然知識，使它們與歐洲當時的世界地圖有異，（20）也與中國地圖製法迥然不同。

由於他沒有機會在華建立制度性的教育機構，除了私下教授極少數士人以外，利瑪竇的另一策略就是在世界地圖中納入許多自然知識來吸引士人。在《山海坤輿全圖》中，利瑪竇可能已開始發展出一個跨文化與跨學科領域的策略，將宇宙、天文、歷算與自然哲學等自然知識納入其中。可惜的是，此圖似已失佚。因此，我們的焦點就落在現存《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從他老師丁先生（Christopher Clavius，1538-1612）兩部著作《沙氏天球論評釋》（21）與《天地儀說》（22）中，擷取部分內容零散地納入其中，除了地球表面的諸大洲、海及各國所在的經緯度數的地理知識以外，還有相當豐富的宇宙、天文、曆法與自然哲學等知識在內。它們反映利瑪竇的策略，藉此吸引中國士人注意西方自然知識。茲將圖中關鍵要點分析於下。

他引述《元史》來顯示中國地表所測各地晝夜長短不一，並反映較中國古人，元人在地理疆域上是最遠的，提出的說法卻有其方法上的根據。比起元人，利瑪竇等耶穌會士來自更遠的遠西，何況在《坤輿萬國全圖》中還有一些更清楚的方法或理論的依據。

《元史》雲：“日出為晝，日入為夜……”此所云地中，蓋指中國之中而言，然論晝夜長短，各處不同，則其法固有據矣。緣自古測景無如元人之遠者，故能發古人所未發耳。錄此案考。（23）

這段引文將圖中地理知識以外的特色與考據相關聯，在自然知識考據方面具有兩點蘊義。

首先，利瑪竇引入西方自然知識直接或潛在地挑戰中國傳統自然知識。例如，在另一段文字說明中，他以地圓說挑戰傳統地方說。“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24）其次，利瑪竇一方面借歷史文獻《元史》來支援他是來自遠西的耶穌會士，有一些更清楚的經驗或理論的依據；另一方面，他引入西方自然知識在根據上又可能挑戰中國典籍或歷史文獻中的傳統自然知識，提供明顯的對照。

在明末中西自然知識傳統的遭遇與衝撞中，身為先驅者的利瑪竇受過良好教育訓練，注意到中國自然知識不像西方科學有其原理、公設或假說方面的依據，因而在他傳入包括世界地圖在內的西學中，直接或潛在地挑戰中國傳統自然知識，起始了對中國傳統自然知識考據的問題。（25）質言之，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表達他運用西方自然知識來考據中國傳統自然知識的訊息。

學者注意《坤輿萬國全圖》中的地圓說、九重天水晶球體系與四元行說等，焦點在其科學內容，（26）似乎尚未注意前述策略在自然知識考據方面的蘊義。筆者發現，利瑪竇採取一種較為隱晦的策略，未明白表達其在自然知識考據方面潛藏的蘊義。一旦世界地圖引起士人興趣，向利瑪竇追問與學習時，他俟機向他（們）表明圖中自然知識在考據方面的蘊義，李之藻就屬於這類深感興趣的追問者。根據利瑪竇記載：

李我存出生於浙江省杭州，當餘初抵北京時，彼正任工部高職，併為一極具才智之博士。少年時曾繪一中國全圖，圖上有十五省，頗精確，以為天下盡在於此。及見吾人之《山海輿地全圖》，始恍然知中國與世界相比，殊為渺小。彼智慧極高，故對吾人所言地之廣、地為圓形、地有兩極、天為九重，以及太陽與其他星辰遠較地球為大等真理，與他人所難於信從者，均易於領會。於是乃與吾人密契無間，遇公務不羈身時，即渴欲研究是項科學。（27）

當時李之藻為營繕司主事，用工部資源協助刊刻更新的世界地圖。萬曆二十九年秋印製較前更大的世界地圖，取名《坤輿萬國全圖》。刊刻《坤輿萬國全圖》期間，李之藻繼續向利瑪竇學習相關自然知識。在丁先生《沙氏天球論評釋》與《天地儀說》中，他選擇難度較高的《天地儀說》學習。三十一年七月，奉命前往福建主持鄉試，暫停向利瑪竇的學習。返京後不久，升工部都水司郎中，赴張秋治水。直到三十三年京察降職待補，專注於《渾蓋通憲圖說》。三十五年完成該書，由處州知州鄭懷魁協助出版。從學習與刊刻世界地圖，到出版《渾蓋通憲圖說》的過程中，福建鄉試的策論題在其間扮演了微妙的角色，值得分析探究。我們先分析福建鄉試的策論題，而後再處理其策略影響到《渾蓋通憲圖說》的出版。

三、李之藻福建鄉試“天文”試題與其策略

明代禁止私習天文，參加科舉考試計程車子不在禁止範圍內，因此科舉考試可出天文試題。李之藻初會利瑪竇，見《山海輿地全圖》時，已知中國地理知識不如西方，缺乏利瑪竇世界地圖中有關宇宙、自然哲學、天文、曆法等自然知識的依據，因此他努力學習西學。主持福建鄉試時，他將利瑪竇的策略延伸到策論試題及試後說明，使西學與科舉產生關聯。

（一）明代禁止私習天文，為何李之藻仍可出天文試題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詔“命編修陳之龍、工部員外郎李之藻往福建……各主考……主鄉試事。”（28）顯示在此以前，李之藻已升員外郎，官從五品。藉著主持鄉試之便，李之藻出了一道“天文”類策論題。

明代禁止私習天文，為何李之藻卻可以出“天文”類試題？根據《大明律釋義》，禁止私家收藏禁書及私習天文。

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圖讖應禁之書……者，杖一百。若私習天文者，罪亦如之。並於犯人名下追銀一十兩，給付告人充賞。

釋義曰：……天文日月星辰之屬，讖即古讖緯之書，皆即天文而預言世道治亂休咎之事也，此皆所謂應禁之書也。……私習天文，則知推步測驗之法，未免妄言禍福，故亦杖一百。賞告者誘之使告，則人不敢收藏私習也。（29）

明仁宗朱高熾雖然只短暫在位十個月，他知道國業建立不易，任命楊榮、楊寓、楊溥三人輔政，積極推動有利國政的措施。在天象方面，他期望臣子們學習，因此臣子們不在禁止學習天文的範圍內。

仁廟一日語楊士奇等：“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曆祥異賦賜群臣。（30）

依此類推，科舉考試出天文方面的題目也不在禁止凡人私習天文的範圍之內。

（二）利瑪竇對李之藻試題的影響

萬曆年間，利瑪竇入華傳教，曾教少數士人學習西方自然知識。目前所知，其中較有名的有韶州期間瞿汝夔，他追隨利瑪竇學習並翻譯丁先生《幾何原本評論》首卷。（31）南京期間，有瞿汝夔、李心齋的兩名學生，以及王肯堂的學生張養默等人，學習天文學與四元行論等自然科學知識。（32）北京期間，則有李之藻、李應試、徐光啟等人。（33）其中瞿汝夔未取得功名。王肯堂是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利瑪竇在南京居留時，他已致仕。李應試是致仕的錦衣衛官吏。（34）李之藻福建鄉試後次年，徐光啟中進士。因此，到萬曆三十一年七月為止，在追隨利瑪竇學習西學計程車人或官員中，只有李之藻有機會主持鄉試，出科考試題。

李之藻在赴福建主持鄉試期間，暫停他隨利瑪竇的學習。在中國傳教史回憶錄書稿中，利瑪竇提到李之藻被派赴福建主持鄉試，還知道他出了一道數學試題，反映出向利瑪竇學到了什麼，顯示李之藻曾告知利瑪竇他所出的那道考題的內容與策略。

Il Lingozuon fu mandato l‘ anno passato a esser superintendente dell’ essame de‘ licentiati della provincia di Fochien， dove sono i più famosi letterati della Cina。 E fra gli altri temi the diede per componere， fu uno di cose di mattematica， nel quale dava mostra di quello che aveva imparato。 （35）

去年李我存受命前往福建省主持鄉試，該省在中國出了許多極具名望計程車人。除了其他試題，他出了一道數學試題，顯示了他〔從我這裡〕學到了什麼。（36）

在亞里士多德學科分類中，天文學屬於數學的一支，與自然哲學存在界域的不同，（37）16世紀、17世紀出現一些跨越二者間界域的努力。（38）對利瑪竇而言，天文學仍是數學的一支，因此他認為李之藻出了一道數學試題。

（三）李之藻“天文”試題與主司程文及其策略

李之藻如何在其主持福建鄉試的試題中反映利瑪竇所述“他出了一道數學試題，顯示了他〔從我這裡〕學到了什麼”呢？筆者追問其背後的策略，發現李之藻雖學習西方自然知識，但將此隱藏在心中，表面上順著原先策論試題要求士子根據歷史典籍採考據方式回答，以一種較隱晦方式來呈現他習得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內容在自然知識考據方面的蘊義，在結語中略微透露出他對士子學習西學的期望。

1。 “天文”試題與其策略

根據《皇明策衡》，李之藻“天文”策論試題約有290字，（39）其要旨值得注意與分析。

首先，依照儒士天地人三才的理念，人居於天地之中，通曉天文地理。因此提到許多與試題有關的天文、歷算與地理之典籍或歷史文獻，如《尚書·堯典》敬授天時傳統，（40）《尚書·禹貢》地理傳統，（41）源自《詩經·小雅》地理上的疆理，（42）《易經》天道等等。從他學習過《坤輿萬國全圖》中西方自然知識來看，覺得傳統典籍或歷史文獻中的諸說有些混淆，要求士子們說個大概。

問：敬授者稽天，疆理者條地，士戴堪而履輿，通天地人而曰儒，不當諉雲分外。歲月日辰，必有其故，廣輪沿革，今古兼資，經術經世，於此窺一班焉。他不具論，《易》之於天道則備矣。九州島之跡之具於《禹貢》也，而士不嘗聞乎？六籍之緒，眾說之淆，天文地理將不勝窮，則載籍有餘，師第一一能為折衷，而巫韋、章亥不足詫也，姑為我言其略。（43）

引文中的巫韋或指韋昭注“巫，主接神”。（44）章亥指大章與豎亥，根據《淮南子》，“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其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其十五步”，（45）兩人分別受大禹之命，以量地寬。

其次，天文、歷算與地理等傳統自然知識的興起，包括禁止私習天文，《大統歷》沿用與改進元《授時歷》，以及《大明一統志》沿襲《大元一統志》等所做的改進。但從他學習《坤輿萬國全圖》西方自然知識來看，天文、歷算、地理等傳統自然知識存在許多可商榷與訂正之處。

且夫歷算奚起，地勝奚扢？司天之家，孰師心而啟千古之聵？輿地之學，孰授簡而儲一代之典？夫災祥，私習有禁，而《大統歷》以前民用漢，地形阨塞，不在諸侯王。今《一統志》，鉛槧常物，統紀條貫，可得聞歟。說者謂：歷誠精然，第據觚算，至誠備顧，秖擷菁華。吾欲引經術之微，課歷算之奧渺，尋經濟之實，砭《統志》之膏肓，意其間多可商訂者。（46）

最後，基於《坤輿萬國全圖》西方自然知識，他期待閩士能夠“窺平子之憲，操子云之緹”，學習西學，使自然知識能精益求精，以至於不朽。

令益精益備，蔚為不朽，亦一代快事也。奚若而可窺平子之憲，操子云之緹，夫閩殆有人矣。（47）

引文中“平子之憲”指張衡天文著作《靈憲》；（48）“子云之緹〔鞮〕”比喻揚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49）中通西方語言者。根據《禮記》，中原與四方各族言語、嗜慾不同，四方有通中原語言、嗜慾之人。“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50）《方言》是一本非漢詞語的語言學著作，為方言地理學先驅作品。“窺平子之憲，操子云之緹”，就是希望與試閩士未來能有既知西方語言，又通西方天文曆法、地理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試題或許為了考察與試者是否“博物洽聞”，（51）其中卻無一字明確提到西學。

2。李之藻“自撰”的主司程文與其策略

鄉試後公佈一篇未署名的“天文”試題主司程文。從內容來看，鄭誠判斷它出自李之藻之手。（52）從策略的觀點來看，筆者認為它沿襲“天文”試題的策略，提供更詳細的內容來吸引士子學習西學。

首先，主司程文從天地的關聯來看，要了解地理，得先認識歲月日辰之故，才不會落入臆而不據。

國於天地大經有二：欽天授時，則稽圜象；逖覽遐控，則審方輿。……然而專經之外，他未暇及。清檯之象，職方之籍，佔畢者未習覩焉。如是而越重黎之局，咀歷志之精，亡乃臆而不據乎哉？……將歲月日辰之故，斷可識矣！（53）

其次，從經書傳統來看，窮天地始自窮經。然諸說紛紜，敷衍牽合，要窮經又得窮天地。（54）接著，略述中國傳統論天述地後，將焦點落在曆法上，指出在《授時歷》基礎上的《大統歷》是從古至明末最為密合的歷法。

夫天無窮也，而星迴鬥振，吾可坐觀焉。……地無垠也，而山墳土訓，吾可臥遊焉。……然而玄象之事，閱歲積久乃定，故渾象遺闕，洛下首覃經營，地動無傳，平子實開神巧。他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五星順逆，亦皆

自劉洪、劉焯、張子信之冥悟，而遂開千古未發之秘。顧未有如今日之《大統歷》者，法本《授時》……其算較古最密，大撓復起，而無以易也。（55）

關於地理方面的建置與圖覽，從《周官》對邦域，經過應劭《漢書·地理志》中的域外，加上西晉摯虞撰《族姓昭穆》記載天下士族血緣的譜牒，到唐代地理學家賈耽繪《海內華夷圖》、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中國以《禹貢》九州島為首，域外則依《漢書》區分，詳考古今郡縣方國之變遷。《大明一統志》沿襲《大元一統志》體例，以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的地理為主，書末記載當時所知的鄰近地區和國家。（56）

接著回到從地表圭影等來看歷算，涉及冬至在二十八星宿上的變動與新舊演算法的差異。落實在日食上，北方的幽州（或稱燕州）與朔州（漢置於今日內蒙古，唐改為今山西朔州市），南方閩（福建）廣（兩廣）不但有裡差，還有日食時刻差。“而舊稱日食。南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則幽、朔、閩、廣各異焉！”（57）事實上，幽、朔、閩、廣在日晷長短的差異，不是演算法有誤，而是所在地的差異造成的。這好比唐代一行發現：“日晷差，冬夏至不同，南北亦異，而先儒一以裡數齊之，喪其事實。”於是他“因修《大衍圖》，更為《覆矩圖》，自丹穴以暨幽都之地，凡為圖二十四，以考日蝕之分數，知夜漏之短長。”（58）主司程文進而希望將其延伸到域外，甚至一覽坤輿。（59）從明末當時的後見之明來看，過去杜預混淆閏率，李淳風不悟歲差等等，難求歷志的精進，因西學傳入，到萬曆時卻是千載難逢、不可失的機會，（60）因此最後以有志於張衡《靈憲》測天，以及揚雄《方言》探地，來回應考題對閩士之期待。

生不敏，其於窺張衡之憲，測步天倪；操子云之緹，探奇地紀，夫亦竊有志焉，未敢曰：“不吾以也。”（61）

簡言之，受利瑪竇傳授西學的衝激，李之藻出了一個範圍很大的試題，希望考生從經史典籍中採考據方式列舉六經天文、史書歷志、地理疆域，論述其中得失，展現其對經世事務的認識與理解。最終目的在於誘導學子學習西學，根據西學來考據傳統典籍中的相關知識。

在主司程文公佈後，在福州的鄭懷魁對此試題有興趣，打聽一下與試士子的反應。五年後，他在《渾蓋通憲圖說序》反映：“始李工部振之試閩癸卯士，以歷志發策，士言人人殊。”（62）換句話說，李之藻以“歷志發策”，士子們的回答都不一樣。相對於試題與主司程文中的隱晦方式，當士子來請教李之藻，他以西學天度之經緯配合地球經緯當面詳細說明後，讓與試者轉為佩服。“比振之為說天經緯，以地經緯合之，士無不人人誦服者。”（63）李之藻不但向利瑪竇學習西學內容，也學會以其來考據傳統自然知識，以及在試題中先吸引士子，而後再當面詳細說明的隱晦策略。因此，在“天文”試題與主司程文中隱含著以西學來考據傳統自然知識，先吸引士人而後再當面詳細說明的策略，反映他從利瑪竇那裡學到了什麼。

四、李之藻對鄭懷魁在西學上的影響

李之藻出的試題與主司程文吸引戶部郎中鄭懷魁前來拜訪，想了解李之藻在曆法方面的功力。兩人的結識改變了鄭懷魁先前對利瑪竇傳入西學與西器的看法。

鄭懷魁字輅思，別號心葵，福建龍溪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觀政兵曹。（64）翌年選戶部主事。（65）二十六年擢員外郎，（66）二十七年升郎中。（67）因太倉虛竭，不足支應九邊錢糧所需，而太子東宮婚禮所需珠寶甚急，與之衝突，掛冠而去。尚書居間調和，與假三年，準他歸鄉養病。（68）基於家用，以及弟妹成家所需，在母親督促下，期滿後回京候補。三十一年春，補戶部河南司郎中，旋徵署本科。（69）此時利瑪竇居留北京，兩人在京師有段重疊時間。起初他對利瑪竇傳入的西器與西學持疑惑態度。在李之藻赴閩主持鄉試，兩人結識和交往後，改變了他對西學的態度，也為他日後參與刊刻《渾蓋通憲圖說》留下伏筆。

（一）鄭懷魁對傳統自然知識的認識

在利瑪竇居留北京前，鄭懷魁早年努力舉業，多少涉獵註疏中的傳統自然知識。關於傳統星佔，以彗星為例，有兩種說法。《淮南子》以陰陽變化或物類相感，將生物現象與星象關聯在一起。“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70）另一認為君王朝政不當，使地表人事活動引發的五行相沴之氣升達行星附近，干預行星執行，產生彗孛星變。在二者之中，後者是主流的看法。（71）鄭懷魁有首詩，表達彗星示警，反映他熟悉中國政治、倫理與彗星出沒間的關係。（72）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他臥病在床，藉此閒暇閱讀《九章算術》，並寫下《九章算術小引》。（73）

萬曆丁酉之陽月，臥病齋頭，勞生多暇，聊稽古方田、粟米、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句股、衰分之舊參諸法，實刪取其要而論之，敢告執繇得以覽焉。若夫極其術之所至，用以體國經野，迎日佔天，運籌算勝，計事材物，函三為一，此有進乎技者也。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大易志之矣。

當時他似乎尚未接觸西學，只知中國傳統《九章算術》。他刪取《九章算術》要點，或已失佚。此外他還有首詩《刻漏》，反映他對傳統定時器物的粗略認識。（74）

（二）鄭懷魁對利瑪竇傳入西學的疑惑

萬曆二十八年底，利瑪竇入覲萬曆皇帝，送上一批禮物，其中自鳴鐘受到皇帝喜愛，為了維護與保養它們，利瑪竇等人獲准居留北京，使北京大小官員開始接觸到異文化的奇器和書籍。

三十一年春，鄭懷魁補戶部河南司郎中，旋掌大司農籍牘出入。他透過禮部瞭解利瑪竇來自何方。

萬曆壬寅之歲，大西方貢使利瑪竇在京師，已貢上其銅琴、候時鐘暨圖象、書籍凡若干種。薦紳先生多從懷方氏詢訪其所自來，蓋彼國學道人也。其為道人，與佛老多同出而異名。（75）

《利瑪竇資料》未提鄭懷魁，他也不在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士大夫交遊一覽表”中。（76）加上鄭懷魁認為利瑪竇是道人，與佛道“同出而異名”，不像曾與利瑪竇往來者，因此筆者判斷兩人似乎未有往來。然而他知道利瑪竇傳入天文曆法、算學、音韻與宇宙等一些西學，認為天文曆法與回回曆差不多，音韻不同，數學方面比勾股“簡易直捷”，對九章演算法有所幫助。

天文歷數之學，率與回回曆不異。所云天地之際經緯各周九萬里，幻冥不可考而原也。至聲音反切，其入中國已久，釋典所不翻者，以彼方語讀近之。乃句股算術，差為簡易直捷，足可備九章之助。（77）

整體而言，鄭懷魁認為天下之大，每件事物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看法。士人或君子對其所不知的西方知識，應存而不論。他採取較審慎的態度，對於質疑的或相信的，都持著疑惑的態度。當時他像是一位偏向博物型的雜家，因此將其所記稱為《大西方雜語序》。

夫天下大矣，何物不有，彼亦自一方之說。君子於所不知者，則存而不論。其疑之者與其信之者，皆惑也。作大西方雜語序。（78）

這篇序撰寫時間應在萬曆三十一年秋以前。李之藻於該年秋到福建主持鄉試，隨後兩人因試題而結識，李之藻為他示範儀器與說明，改變了他對西學的看法。

（三）鄉試後在西學上受李之藻的影響

在福建鄉試前，李之藻與鄭懷魁雖同為京官，似未交往。鄉試後，李之藻展示西方儀器，影響鄭懷魁對西學的看法。

由於參加科舉考試者遠超過上榜者，為了防範落第者闖入鬧事，慣例在發榜日關閉貢院，並在門口安置荊棘。鄉試結束後，九月初一，鄭懷魁前往拜訪李之藻，李之藻為他出示一些測量的儀器，並進行一些觀測與說明。

時已撤棘，予造訪振之，胸中豈有成歷耶？既示予測晷器，如漢銅鑑，上刻辰度燦然，是日為季秋月朔，於閩省測得日躔某宿某度，至今可覆說也。（79）

李之藻使用的儀器是利瑪竇教他製作的西方星盤。李之藻的說明，讓鄭懷魁知道那是利瑪竇傳入的。

蓋本西方儀象，晝考景、夜驗星，率視地去極近遠為侯。利氏來賓之歲，其法遂東。（80）

鄭懷魁與利瑪竇在京師有段重疊期，但未注意他傳入的自鳴鐘。與李之藻交往後，才從他那兒聽到此事。“吾友錢塘李振之稱西方儀象是有候辰之鐘，時旋其下，鐘鳴其上，屢嘆為神物而未之見。”（81）這也反映先前鄭懷魁對西學未採取積極的態度。

福建鄉試後，鄭懷魁獲得李之藻展示西方測量儀器與說明，或許激發他對實測的興趣。因戶部工作繁重，直到降調處州知州後，他才有時間與機會展開實測。以浙江麗水地區縉雲縣仙都鼎湖峰的鼎湖石為例，中國南部祭祀與朝拜軒轅黃帝的黃帝祠宇就建於此，今日知道鼎湖石高170。8米。萬曆三十五年，在赴京考核途中，他與三弟爵魁經過鼎湖峰，以勾股測量鼎湖石，得到的結果與前人不同。

若其石之高下，此可以算術得，非可以目力斷也，而古今罕能明之何哉！《周髀》雲：“仰矩以知高，其求之之法，高者為股，距者為句，仰者為弦，則膚寸莫能遁矣。”予以上計，偕弟爵行過仙都，命設矩重差，隔岸仰射，矩內外繩直適均，就其下步之，正得周尺五百，如諸家所度高若干尺，或少或多，皆妄也。（82）

綜言之，受到李之藻影響，鄭懷魁明顯地改變了他先前對西學的存疑態度。

五、李之藻、鄭懷魁交往與出版《渾蓋通憲圖說》

萬曆三十三年京察，李之藻受降職處分，鄭誠已有所介紹。（83）本節旨在進一步分析、論述他與鄭懷魁兩人同受降職處分，卻為兩人提供進一步交往的機會。前者降職與冠帶閒住，固然讓李之藻難堪困擾，不過三年待補容許他有更多時間完成西學譯作《渾蓋通憲圖說》。後者降知處州知州，使他可利用當地資源幫助李之藻出版《渾蓋通憲圖說》。

（一）李之藻鄉試後到乙巳京察的遭遇

李之藻從二十六年進士到三十五年知開州，他的仕途與工部關聯密切。二十六年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翌年管節慎庫。明嘉靖初年，為加強工部四司的財政監管而設立節慎庫，主管從輪差郎中、員外郎，到專職主事，變動不一。（84）萬曆年間，由工部“四司輪差主事一年”。（85）依此，李之藻於二十七年輪任，一年後迴歸工部營繕司主事，三十一年福建鄉試前，他已升員外郎。

三十一年秋福建鄉試後，李之藻由從五品的營繕司員外郎擢升為正五品的都水司郎中。（86）至於他到“濟寧管河”，似乎不夠精準。明代北河都水分司駐張秋鎮。“南河都水分司初駐夏鎮，後駐濟寧州……隆慶三年，裁南河分司，歸併寧夏分司帶管。”（87）根據利瑪竇記載，李之藻在福建鄉試後回北京，不久就調往山東。

Ritornando， fu alzato a un altro offitio nella provincial di Sciantone， e così lasciò molte massaritie del suo palazzo ai Nostri， dipartendosi con segnali di molto amore。 （88）

回來〔北京後〕不久，他就被派往山東省任另一官職，因而將許多傢俱送給我們，在眾人〔不捨的〕關愛中離別。（89）

李之藻乘舟離京由大運河赴張秋任水部郎中。張秋本名漲湫，位於大運河與黃河交匯口，為山東陽穀縣東與東阿之西的一鎮，地勢低窪，黃河氾濫，此地常受水災之苦。明景泰年間，御史徐有貞駐張秋治水。弘治年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導水築堤，使張秋從明中葉到清初免於水患一個半世紀，確保張秋繁榮與成長。李之藻任職期間，未見災變記錄。（90）

從李之藻前任蕭樁到後四任的謝肇淛，六位中有四位是萬曆二十年進士。相較之下，二十六年進士李之藻仕途尚稱順利。（91）從三十一年冬負責“張秋管河道，時河上清宴，留心教養，得民者甚深”。（92）他在張秋測得該地緯度“三十五半”，安置地平日晷，並立銘刻紀念，撰《張秋地平日晷銘》。（93）

萬曆三十三年京察，李之藻從正五品郎中降為從五品。金尼閣譯介利瑪竇中國札記，三處提到李之藻被貶。一個理由是“由於他生活放蕩不羈，被認為有失官箴，便被貶官而回到他的本省”。（94）另一為“李我存因為有人控告他在他經常出席的宴會上舉止輕浮，以及過分沉緬於玩棋，而被剝奪了所有高階職務的權利，降到一個較低的職位上達三年之久”。（95）第三處提到“李我存從他過去所擔任的較低官職”，（96）被調任開州知州。（97）另一方面，金尼閣認為他京察後，回浙江三年。（98）中譯《利瑪竇全集》記載他被貶為“常駐張秋的黃河視察員”。（99）然而德禮賢註釋《利瑪竇資料》中，未見利瑪竇對李之藻貶職提出理由，也未見降低職位的記載。（100）

根據《大明會典》，萬曆年間京官考察不稱職者分四類，給予不同程度的處分。“年老、有疾者致仕。貪者為民。不謹者冠帶閒住。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者，俱降一級，調外任。”（101）李之藻似被歸入行為“不謹”或“浮躁淺露”，因而降一級為從五品，並遭冠帶閒住處分。直到萬曆三十六年冬，他才獲補從五品官職的開州知州。（102）或許不知京察未記下對他冠帶閒住的處分，嘉慶《開州志》記載他以工部郎中謫任知州：“李之藻，仁和人，進士，工部郎中謫任。”（103）“李之藻，號我存，仁和人，進士，萬曆間以工部郎謫知州事。”（104）

關於萬曆三十三年京察李之藻遭貶，基於黃承玄《安平志》，康熙九年（1670）張秋通判林芃與壽張縣主簿馬之驦在重新纂修《張秋志》時，似本于慎行為李之藻作去思碑記，提出相當不同的看法，認為李之藻遭人中傷。“闔鎮士民，方望久蒞茲土，而淪浹其澤，乃甫週年，竟左遷，蓋有中之者。去之日，攀援莫及，眾請於東阿於相國文，志去思雲。”（105）東阿於相國指于慎行，字可遠，山東平陰縣東阿鎮（今濟南東阿縣楊柳鄉）人。隆慶二年（1568）進士，歷侍講學士、禮部右侍郎、左侍郎，萬曆十七年七月，升禮部尚書。翌年起，多次疏請萬曆早立太子以定國本，遭神宗斥責。十九年九月，辭官歸裡。三十五年原官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重新起用，長途跋涉，十二月卒於京師。于慎行為人忠厚正直，為落難者仗義執言。李之藻任張秋郎中期間，他賦閒於家。三十三年八月，他為李之藻作去思碑記，指出：

（張秋）猥名財藪，不幸而又益其疾。中貴人之豺狼顛越，有俛首受而已。公號奉璽書，事事河上，而暇即問井閈，惻然搜所不便而爬梳之，著為額，使不得易。未嘗曰吾民社外吏，不敢越局也……公以坎壈去……而茲鄉紳士賈以暨眉老髻童，于于蠕蠕，異口而駢心若此。此可見公道之在人心，不容一毫假借……公獨坦然謝過，引以為當。……萬曆己巳仲秋吉日，東阿于慎行謹記。（106）

康熙八九年左右，馬之驦在顯惠廟門外河岸上，發現這一傾倒的去思碑，將其錄下。當時重修《藝文志》已鐫刻好，乃附在《名宦傳》李之藻內容之後。（107）此外，在《市南子》中，李光元有篇文章肯定李之藻在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任內的表現。（108）

關於上述兩種差異極大的評論，筆者認為，李之藻在張秋任內可能不懂為官之道，加上他對西學的偏好，使他未融入當時的官場，而為人藉機中傷。乙巳京察為他上了一課。在補開州知州，走馬上任後不久，他就先下手為強，利用西學演算法來查賬，震驚開州官場。（109）這一舉動或可解讀為對先前京察暗虧後的過度反應。

（二）處州出版《渾蓋通憲圖說》

京察後，李之藻投入更多時間來精通與完成《渾蓋通憲圖說》。明末曆法失測。萬曆二十四年閏八月朔日食失測，時任河南按察司僉事的邢雲路，上疏請改正曆元諸法。邢雲路，字士登，北直隸安肅人。萬曆八年進士。因熟悉曆法，行取欽天監，提督欽天監監事。二十八年刊刻《古今律歷考》。（110）由於他在復興傳統曆法上的努力，引起李之藻注意，曾經北上拜訪他，談論中歷至深夜，在傳統中國曆法的問題獲得啟發後，歸而撰書。“然聞振之過北地邢士登先生，與語中歷，夜深意會，歸述其書。”（111）李之藻向鄭懷魁敘述這段經歷，鄭懷魁乃將此事納入序中。

在《渾蓋通憲圖說自序》末，李之藻記載著“萬曆強圉葉洽之歲，日躔在軫，仁和李之藻振之甫書於栝蒼洞天”。（112）“栝蒼洞天”指處州，栝蒼為海內十大洞天之一。萬曆丁未秋分，李之藻於處州寫這篇序，時間上同於樊良樞《鍥渾蓋通憲圖說跋》，其末署有“萬曆疆圉協洽之歲，日躔在軫，豫章樊良樞致虛甫譔並書”，（113）顯示此書於三十五年秋分刊刻完成。早在數月前李之藻攜書稿來到處州。其中許多圖表，刊刻所費不貲，在冠帶閒住情況下，只得仰賴有官職朋友的贊助，藉官方資源幫忙出版。福建鄉試以來，對他從事西學最熱心的就是處州知州鄭懷魁。因此他到處州府城麗水，將書稿交付鄭懷魁，請他幫忙出版。鄭懷魁利用其職權，交麗水知縣樊良樞負責校閱與刊刻。刊刻期間，鄭懷魁陪李之藻遊白雲山、石門洞瀑布。白雲山位於麗水北方，因山間白雲湧出而得名。那天剛好是山上的廟在迎藏經活動，因此鄭懷魁就約了李之藻一同登山。（114）兩人還同遊栝蒼山石門洞瀑布，李之藻請他評此瀑布，鄭懷魁覺得它不如浙江溫州雁蕩山龍湫瀑布，但勝過雨崖瀑布。（115）李之藻還應鄭懷魁之請，於栝蒼山上完成一個地平日晷。鄭懷魁還為此撰《栝蒼地平日晷題詞》。“栝蒼平晷石儀，李工部振之所著定也。……既刻《渾蓋通憲》，傳之大都，乃復刊茲石，知必垂之後，是歷學淵博。”（116）並在其他文章中介紹此事：

振之作栝蒼地平日晷，寘坐嘯軒之南，石方橢如几案。畫錯織當景，經緯以距表近遠，為室中，為二分，晝刻成列變斜規赤道而平揆之，制最精玄。嘗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山國乃能晨夜。”（117）

六、結語

入華耶穌會士為落實本地化，採取藉助儒學來傳播教義後，注意儒學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地位，關注如何透過科舉來傳播西學。譬如，1683年南懷仁在疏請康熙皇帝刊刻頒佈《窮理學》一書時，希望康熙能將此書納入科舉考試題材中，卻遭到不利的批示，使該書未能刊刻問世。（118）事實上，南懷仁不是首位看到科舉對傳播西學具重要性的耶穌會士。80年前，利瑪竇已注意這一問題，他採取隱晦策略，在世界地圖中加入宇宙、天文、歷算與自然哲學等自然知識的圖文，吸引李之藻追問其中的自然知識，當面再進一步說明。李之藻受命福建鄉試，在策論上出了一道“天文”試題，藉此將其對利瑪竇傳入西學的策略蘊含於試題及其說明之中，其歷史意義值得注意與分析。

本文將17世紀自然知識考據向前延伸到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中，李之藻處理西學與科舉的首件案例不但驗證了他從利瑪竇處學到了自然知識考據的蘊義，還使它與另一種形態的考據在此事件上發生關聯。明代科舉策問試題要求士子舉歷史資料採考據方式回答，它與西學引發傳統自然知識考據看來是兩種相當不同的方式。利瑪竇引發中國傳統自然知識考據問題，也注意中國科舉考試，因身為外國傳教士，不具參與科舉考試的資格，因此只能透過受其影響且擔任主試官的京官友人，才能使兩種不同形態的考據，也就是西學引發的自然知識考據與科舉策問試題要求士子採考據方式回答，二者透過李之藻主持福建鄉試的試題而關聯。

李之藻從利瑪竇處學會的不只是西方自然知識，和以其為依據來參照傳統自然知識，他在試題中以一種較隱晦方式來處理這兩部分。他還從利瑪竇那裡學會如何吸引士子學習西學，將此隱藏在結語中略微透露出他對福建士子學習西學的期望。當士子們有興趣追問時，他才當面提供詳細的說明來引導士子進一步學習。鄭懷魁《渾蓋通憲圖說序》中反映鄉試後士子們對試題的看法，以及李之藻解說後士子們的反應。

李之藻受利瑪竇影響出了一個策論題，雖然其中沒有一個字提到西學，卻旨在吸引與試者學習西學，但從表面來看，那是一個不太明顯的嘗試而已。這道策論試題有點像是姜太公釣魚，願意追問者上鉤。透過李之藻對試題的說明，吸引少數與試的學生，（119）但是也意外地吸引鄭懷魁成為追問者中身份與地位最高的。李之藻福建鄉試的試題，引起鄭懷魁的興趣，親自拜訪，李之藻為他示範儀器，進行觀察，吸引鄭懷魁改變先前對西學的存疑態度，進而最後協助李之藻出版《渾蓋通憲圖說》。如果沒有鄭懷魁對試題的興趣，前述福建鄉試中西學與科舉的關係恐怕難以彰顯。缺乏這一事例來彰顯李之藻的策略，我們也就無法從李之藻來回推利瑪竇在世界地圖中的隱晦策略。

鄭懷魁向李之藻學習西學，這可能是17世紀初士人間傳播西學最早的一個案例。先前筆者曾探討李之藻在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就任開州知府時，以其所學西學影響當地舉人王英明與貢生王嗣虞兩位士人放棄舉業，追隨他學習西洋歷體知識。（120）如今發現先前鄭懷魁已向李之藻學習西學，他在鄭懷魁身上已有推廣西學的經驗，有助於日後他在開州教導王英明與王嗣虞學習西學。

利瑪竇吸引士人學習西學的策略，其成功處在於士人不但學習，還會將其所學加以筆記、推演與出版。《坤輿萬國全圖》中諸多自然知識源自丁先生《沙氏天球論評釋》與《天地儀說》，李之藻選擇《天地儀說》，在此方向持續向利瑪竇學習，最後完成《渾蓋通憲圖說》，由鄭懷魁贊助出版。而另一本《沙氏天球論評釋》的部分則譯為《乾坤體義》，李之藻雖參與卷下部分，但是該書出版時間亦是他在丁巳京察後降職待補時期，因此也得仰仗御史畢懋康贊助刊刻，那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故事。（121）

本文獲得鄭誠提供資料，以及兩位匿名評審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註釋：

①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1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年，第195—196頁。

②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第4、195頁。

③龔纓晏、馬瓊：《關於李之藻生平事蹟的新史料》，《浙江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④鄭誠：《李之藻家世生平補正》，《清華學報》（新竹）第新39卷第4期，2009年12月；鄭誠：《星盤手冊與鄉試策論——有關李之藻著述的新史料》第4節《鄉試考題中的“天文”策》，論文發表於“第七屆青年科學技術史學術研討會”，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09年11月20—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