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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教案事件。這次教案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江西、廣東等地發生一系列抗教事件後的總爆發。

早在利瑪竇去世之前，韶州、廣州和南昌已發生一系列的抗教事件。

1、韶州抗教事件

在韶州，龍華民的急進措施，引起當地居民的對抗情緒，教徒焚燒各種神像，使廣大群眾產生強烈的不滿。

比如：

灶王爺是每家每戶都供奉的神像，這些神像，“陪伴著他們出生和長大，並且被尊為他們的保佑者，現在卻必須把他們從神龕上搬除，在這個民族看來似乎是給予粗暴的待遇。因此，有些人不忍看見偶像落到煙火裡去，尤其是家裡的爐火裡去。”

再如：

鄉間的迎神賽佛，是中國農村的傳統風俗，有一次，鄉民抬著偶像遊行，到了教堂門口，龍華民責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要龍華民向偶像敬拜，而且還要捐錢，龍華民不僅不捐一分錢，還說你們選錯了神，並宣告他自己只拜唯一的上帝，不能以任何方式助長偶像崇拜。

龍華民的言行激怒了遊行的民眾，引起了衝突。

還有一次，韶州地區土地長期乾旱，莊稼枯死，城裡處處在祈禱，市場關閉數日，家家門前點燭焚香，乞求偶像降雨救民。

不久，他們又從鄉下搬來一尊鼎鼎有名的神像，拾著遊行，向它敬拜，獻上祭品。

然而，老天還是不下雨，於是到處傳言說：

“觀音菩薩生氣了，因為她背上每天都要挨燒。”

這指的是天主教徒焚燒偶像之事。這一傳言使當地居民對教徒十分惱火，就好像是這些人親手焚燬莊稼一樣，有幾個人商量，如果龍華民膽敢再到村裡傳教，就把他當作罪魁禍首除掉。

當地鄉學中的教師和其他知識分子也反對龍華民的傳教。

當他們得知一些學生不跟他們商量就加入天主教時，氣得大肆咒罵龍華民，尤其是龍華民要來佈教，更是火冒三丈，“他們轉向百姓，拼命煽動群眾示威，用難聽的名字叫他們，還罵他們懶惰，他們的目的是要誘使百姓向管轄權包括郊區在內的縣長公開上書，攻擊破壞偶像的外國敵人。”

同時，他們責問教徒說：

你們的教理在四頁紙上就講完了，而我們中國經典是宏篇鉅著，詞句精美，誰會愚蠢到要選擇你們的那本小書呢？

經過幾次挫折，使龍華民逐漸認識到：

“要中國人棄絕邪神，竟比印度、日本人還要難。

第一，到處有偶像，不但廟宇裡，便是家裡也供著。第二，佛堂、家堂是家族的公有物，毀壞了，對不起祖宗。

第三，神像中也有代表先賢的。

第四，因為這些神像是古代皇帝所提倡敬供的，到如今已有1600多年了，要改變這種習慣，非由皇帝自己發起不可。”

雖然龍華民已認識到這個問題，也採取一些調整措施，但由於與當地民眾積怨已深，無法從根本上改善處境，反教事件接踵而來，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利瑪竇決定放棄這一據點。

他在十月十九日的書信中說：

“以後，我們對於各處住院，仍當依照需要儘量派遣司鐸，但韶州一處神父們既須保護教友，不受教外人欺侮，又要常住著，堅固他們的信德，該做的事實在太難了，所以我們決計暫時停派新來的神父到那裡去。”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六日，利瑪竇的信上又說：

“我們想把這地方放棄了，背教的人多，奉教的都冷淡得很，仇恨更深了。”

兩天後他又說：

“教友們冷淡已極，收穫的希望極小。”“新奉教的人，競可以說是絕跡了。”

萬曆三十八年即利瑪竇去世後第二年，韶州教堂關閉了。

2、南昌抗教事件

南昌教務本來發展不快，但自李瑪諾從北京回到南昌後，使南昌教務興盛起來，到1605年教徒增加一倍，約有200多人。

由於信教人數的增多，原來教堂已容納不下，必須輪流使用，聖像和紀念章也不夠分發，1607年李瑪諾花了1000枚金幣購買一所大住宅，準備開辦一個小規模的學院。

教會的迅速發展引起當地文人學士的不滿，在孔廟的一次集會上，27名生員聯名向布政司控告傳教士的罪行。

但是李瑪諾不僅沒有被趕走，還被允許購買一所較小的房子，引起文人學士的更大不滿，他們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到處散發。

他們聲稱，他們不是出於任何個人考慮才起來反對外國人的，而是為了保全國家完整和維持祖先的法制。他們要百姓牢記，由於和外國人交往，從一開始就會遭受很大的災難。

3、廣東抗教事件

正當南昌出現抗教時，廣東省也爆發了一個多月抗教運動。

首先，在澳門發生焚燒青州教堂事件。青州島在澳門之西北，原是一個海盜出沒的島嶼，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保羅學院院長未經廣東地方政府許可，在“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非中國所有”。引起當地政府及群眾的嚴重不安。

有一天，正當葡萄牙傳教士及教徒們在祈禱時，駐澳門的官吏帶領一批人來到青州島上，燒燬居室和教堂，並將教堂裡的聖像撕毀。

教堂的一個修士把被撕毀的聖像帶回澳門，葡萄牙人和耶穌教徒知道這件事，認為受到侮辱，不禁大怒，帶了棍子，衝到官員住所，劫掠財物，並把官員抓到神學院。

後經澳門當局出面調停，才把抓來的官員釋放，雙方的爭執移交香山縣處理，一場風波暫告平息。

接著，又因教派內爭引起一場更大的風波。

天主教奧斯定會的桑蒂斯與耶穌會士發生矛盾，於是散佈說耶穌會士將聯合一部分葡萄牙人，勾結荷蘭、日本兵艦，密謀進攻中國。

他們還利用內地的信徒作內應，要像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僑那樣，先在澳門殺盡中國人，然後進攻廣州，劫掠財物。

暴亂的首領就是郭居靜，因為他會講中國話，穿著中國的衣服，到過南京、北京等地，他計劃接管中華帝國，並且自封為君主。澳門的中國居民得到這個訊息，十分恐慌，紛紛逃出澳門。

兩廣總督獲悉澳門的情況，立即召集緊急會議，釋出命令徵集全省的水陸軍隊，然後下令拆除廣州城牆外面的全部房屋，中斷與澳門的一切貿易，禁止任何人接待從澳門來的人，特別禁止接待外國傳教士。

正當此時，黃明沙正從南昌返回澳門，路過廣州，有幾個教徒勸告他躲起來，他以為所帶的證件可以得到充分保護，仍同別的信徒一起去教堂。

廣州府同知得到這情報，立即逮捕黃明沙。這一抓獲奸細的訊息不脛而走，傳遍全城，於是聚集大批群眾，街道都堵塞了。

第二天，又在黃明沙的行李中發現用歐洲文字寫的信件和書籍，以及葡萄牙式樣的衣服，斷定他是從澳門派來的探子。

不久，廣州府又發出一道告示，指責傳教士的十一條罪行：

（1）破壞中國海禁；（2）在澳門建造炮臺；（3）勾結日本人侵犯中國；（4）擔任間諜工作；（5）行使詛咒等各種妖術；（6）派遣黨徒與倭寇私通；（7）做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首領；（8）有煉製白銀的法術；（9）私入中國內地傳教，煽動愚民謀叛作亂；（10）毀壞神像；（11）曾被官府驅逐。

以上各地發生的教案雖然暫時平息下去，但產生衝突的根本原因並沒有消除，特別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利瑪竇去世，龍華民擔任中國傳教團監督後，矛盾不斷加深，終於爆發了著名的南京教案。

4、南京教案為何會發生？

為什麼利瑪竇去世後，矛盾會激化呢？

這與龍華民的傳教作風有關。

對於利瑪竇的傳教方法，裴化行的《利瑪竇司鐸傳》曾作過精闢的分析。

他首先引述一位作家的意見說：

利瑪竇為了迎合華人心理起見，傳教有如下幾個特點：

（1）易僧服為儒服。僧服曾使他與佛教和尚相淆混，同時，佛教勢力雖昌盛，卻為士大夫所不喜，儒士們則到處受人尊敬。

（2）不向群眾宣教。那時中國人討厭聚眾宣講，他用談話的方式，在寓所客廳中與人公開論道。

（3）援引中國經書，證明天主教義和中國古儒所講的道理正相符合，可以補先儒之不足，以此證明天主教義不是外國人的道理。

（4）用高深的漢文著書立說，闡明基督聖道是至高無上的智慧。

（5）用西洋學術獲得博學鴻儒的聲譽。

裴化行認為，利瑪竇傳教確實有以上幾種方法，但他不是同時使用的，而是根據不同的環境，分步驟地實行。

如：

第一階段，羅明堅換穿僧服，用西洋僧侶名義進入中國，起初利瑪竇也這樣做，後來他發現在中國僧侶的地位並不高，不僅為地方官所不齒，亦常為上流社會所擯棄。

而儒士到處受到尊敬，為迎合這個潮流，開啟局面，他脫掉僧服，改穿儒服。與此同時，他還用西洋科學獲得博學的聲譽，從而消除廣東境內藐視外國人的心理。

第二階段，他以大西洋儒士的資格，先到南昌，再到南京，沿途全用儒士的風度與人交際。

他也不公開向群眾宣教，因為那時中國人討厭聚眾宣講，地方官也害怕有人借傳教為名蠱惑愚民，聚眾鬧事。因此利瑪竇改用談話的形式，在寓所客廳中，或在書院裡與人論道。

同時，他開始用漢文著書立說，闡明天主教義，並儘量援引孔子的話駁斥釋、道兩教，證明天主教道理與中國古儒所講道理正相符合。

總之，他認為在未得到皇帝明文准許宣揚天主教之前，不能輕率從事，以免前功盡棄。

第三階段，進入北京之後，雖然比較公開傳教，但他仍然感到，即使得到皇帝的讚許，也未大功告成，特別是幾次驚險的經歷使他進一步認識到，在民間傳教不能大張旗鼓，因為有被認為是煽惑民眾圖謀不軌之嫌，只宜用潛移默化的方法進行傳教，不可操之過急，利瑪竇去世後，他的同伴以為既蒙皇帝欽賜葬地，再也不怕教外官僚從中作梗，於是就毫無顧忌地公開傳教。

尤其是龍華民接任教團監督以後，拋棄了利瑪竇循序漸進、謹慎從事的做法，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活動，使教會勢力得到迅速擴充套件，如南方已從上海發展到杭州。

5、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

萬曆三十九年，李之藻因父親去世，告假回家，邀請郭居靜、金尼閣到杭州傳教。不久，在李之藻的鼓動下，楊廷筠決定棄妾領洗，教名彌格爾，號彌格子。

由於李之藻、楊廷筠共同努力，杭州大批人士信教，到萬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發生前夕，教徒人數已達500多人。

天主教的迅速發展引起當地人土的嚴重不安，尤其是原來信佛的楊廷筠，改奉天主教後，佛教界十分憤怒。行元和尚在《非楊篇》中指名大罵“彌格子不悟中意，躍入利氏三圈”。

在南京，自郭居靜去杭州後，由王豐肅主持教務。

他四處活動，宣傳教義，發展教徒，不僅有上層計程車大夫，而且還有書童、燒飯、賣糕、種園、挑腳、擔水、木匠等各行各業的人信教，以致原來舊的經堂容納不下。

經王豐肅倡議建築洋式大教堂，將此事：

“商於教眾，莫不贊成，慷慨解囊，不數日，湊成鉅款。所奇者，教外之人亦樂於捐輸，人心踴躍，指日興工，不數月堂工告竣，壯麗宏敞，頂上高豎白玉十字架，闔城望見，中國前此未有也。孰意此舉，大惹僧徒妒嫉，而萬曆四十四年之教難，即因是而起。”

6、沈與南京教案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南京禮部侍郎沈第一次上奏《參遠夷疏》，全面攻擊天主教，從而拉開了南京教案的序幕。

沈，浙江烏程人（今吳興），“與弟演同登萬曆二十年進士，準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實入貢，固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大多宗之，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

沈為什麼會上奏呢？

有人認為他原是江南名僧蓮池和尚的弟子，蓮池曾在《竹窗隨筆》的天說中，攻擊天主教。沈的這種行動，很可能受到僧侶的慫恿。

沈在列舉天主教懸設胡像、誑誘愚民、佔據王地、徒眾集會等罪行以後，再次請求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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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治罪。可是這次皇帝仍不批准，奏章留中不發，置之不理。

沈眼看上奏無效，在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方從哲的支援下，採取先拏獲監禁，再請旨治罪的先斬後奏辦法，派兵包圍南京天主教堂，當場逮捕王豐肅、謝務祿及其他教徒24人。

在沈的一再指控下，並透過方從哲、魏忠賢的活動，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萬曆帝發出諭旨，將北京的傳教士龐迪我、熊三拔和南京的王豐肅、謝務祿一同押解出境。

根據押送傳教士出境的諭旨，沈立即將王豐肅等人提審、定案，然後裝入木籠，由兵役押送，經南雄押至廣州。

這時，從北京被驅逐出境的龐迪我、熊三拔也到廣州，他們四人一同返回澳門。

原來在南京新建的西式大教堂及五六間教士的住房，被強行拆毀，教堂內的聖像經書被放火焚燒，其他什物，均籍沒入官。

7、為何沒有波及全國？

南京教案發生後，雖未波及韶州、南雄、南昌等地的傳教士，但他們的活動受到限制，其中一批傳教士被迫轉入地下，隱藏在中國教徒家中，如北京的龍華民和畢方濟，隱居在徐光啟家中，杭州西子湖畔的楊廷筠住宅裡，也躲藏著郭居靜、艾儒略、金尼閣等人。

萬曆四十五年沈罷官，迴歸杭州，南京教案暫告一段落。

但是好景不長，1620年，萬曆帝去世，由熹宗繼位，第二年改元天啟，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方從哲又起用沈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此時，山東發生白蓮教運動，沈抓住這個機會，誣告天主教與白蓮教是同類邪教，並指使南京部員徐如珂、餘懋孳逮捕教徒30餘名，並要求皇上從重治罪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等人，再次掀起南京教案。

但是經過楊廷筠的辨白，再加上葉向高的庇護，使這次南京事件沒有進一步擴大。不久，沈崔被革職隱退，病死老家，教案始得平息。

崇禎二年(1629年)徐光啟復職，擔任禮部左侍郎，一年後，又升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光啟剛回到北京，就推舉龍華民和鄧玉函到歷局工作。

由於傳教士修歷有功，崇禎帝御題《軟褒天學》的匾額，懸掛在天主教堂，從而提高了天主教的地位。

在崇禎帝的庇護下，明朝末年天主教活動又活躍起來，傳教士的足跡遍及福建、山西、陝西、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各省，教徒的人數也有較大的增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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